社区矫正制度的社会学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区矫正成为现代行刑制度发展的趋势所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刑罚执行制度的思考,而应与时代的发展相一致,纳入社会发展的人本观念,实现其社会建构的功能。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复合性制度。     

社区矫正立法化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的一种模式, 早已或正在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从立法的角度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较为发达, 在对其做简要考察的基础上, 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现状进行分析并具体提出一些立法上的建议: 1) 对目前社区矫正的定性应拓宽, 社区矫正立法应成为一个在纵向和横向上立体化、多元化的法律体系; 2)建立相应的矫正对象分类机制, 确立新的社区矫正适用标准; 3) 应该明确矫正对象的权利和矫正工作者的权力界限; 4) 合理化惩罚体系, 将惩罚方式和矫正相衔接, 矫正型惩罚方式优先。     

关于我国刑法设置社会服务刑的立法构想

在我国刑法中增加社会服务刑,有助于完善我国刑罚体系,促进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制化,使我国刑法尽快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衔接。社会服务刑应当是刑罚体系中附加刑的一种,其适用对象应区分独立适用和附加适用两种情况。在立法上设立社会矫正局,作为包括社会服务刑在内的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将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对社区矫正假释犯对象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假释犯是指已经在监狱内执行部分刑罚(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剩余刑期在监外执行的"罪犯".假释犯是权利状况特殊的社会群体.从调查中发现,这类特殊群体在回归社会以后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多重排斥,其中社会保障方面的排斥尤为突出.由于社会化进程的中断,长期监禁生活使得他们很难适应社会变迁的现实,并且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难以得到与普通人平等的待遇."罪犯也是人,应该享有人的尊严."正视社区矫正过程中假释犯对象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社会排斥事实,寻求社会融合、社会宽容的积极举措,将是今后国家、政府以及社区必须解决的问题.     

失地农民社会排斥机制研究

失地农民是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日益成为新的弱势群体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其受到的社会排斥机制.失地农民群体受到了来自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力市场就业、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排斥,这些排斥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对失地农民群体的排斥机制.     

断裂与重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以上海市J区为例

作为以充分利用个人社会支持网络为主旨的非监禁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应该对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和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通过对上海市J区的问卷调查发现,社区矫正青少年在物质生活、求职就业和精神需求满足三个方面得到了来自家人的极大支持,但来自社区居民、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却远未如社区矫正体系所设计的那样充分发挥作用。基于此,应建立由立法支持、政策支持、社区支持和专业技术支持等四项构成的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以期为矫正青少年提供有效资源供给,也有助于矫正青少年的增能与复健。     

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法定化,但是该项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文章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从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法律控制、纪律控制、社会舆论监督、增强社区矫正人员的群体意识方面,提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建言。     

社区矫正之隐忧与省思

文章是一项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反思性研究。社区矫正作为刑罚理念和执行方式的重要革新，一方面在实践上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受到扩大社会控制的责难。因此有必要通过剖析社区矫正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意蕴、后果及影响，来获得对社区矫正制度更为真切和清醒的认识，并在理论和思路上为社区矫正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补充。     

论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的有力保障.围绕社区矫正的目标,要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就必须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能力；完善社会工作的政策体系,构建社区矫正的制度条件；实现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夯实社区矫正工作的群众基础；重视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论社区矫正的主体

社区矫正中执行主体不清、职责不明的缺陷是阻碍这一制度有效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此设立以社区矫正官为执行主体、社会志愿者为工作主体的二元主体结构,对实现社区自治为主的社区矫正模式、体现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属性非常重要。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实践表现形态,是蕴涵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个别主义(特殊对待)、经济主义(资源整合)、价值回归(再社会化)等法治理念的司法和社会教育制度.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构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法治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主题之一.文章尝试将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置于协同创新的视野下,协同与整合多种因素与力量,创新矫正理念、矫正目标、矫正内容、矫正方式,加强矫正主体、矫正客体和矫正环境等方面协调配合,有效集成整合资源,以形成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高效协同的中国社区矫正模式.     

社区矫正的法律属性——对社区矫正行刑观的理性思考

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属性,主流观点是将其看作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方式.然而,笔者认为,依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社区矫正不属于刑罚执行方式,不宜纳入刑罚体系,它应当是现有刑罚执行制度以外的一种全新的犯罪预防模式.社区矫正与刑罚执行有着本质的不同.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不必拥有刑罚执行权,其实施的内容是矫正,不是惩罚,其矫正的对象也不仅限于罪犯.社区矫正与现有刑罚执行制度没有冲突和矛盾,不用对既有法律作大的修改.     

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探微

从报应主义转向教育主义是刑罚理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为顺应此种发展趋势,社区矫正这一保安处分应运而生。在我国,社区矫正从部分地区试点到全国推行已十载有余,而适用社区矫正之前的社会调查工作仍鲜为人知。目前,部分地区已尝试推行了诉前社会调查制度,该制度肇始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其理论支撑为“犯罪三因素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然而,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在顺应刑罚执行轻缓化、人道化、矫正教育化趋势的同时,仍面临着异地社会调查难以执行、调查评估人员专业化程度低、民众的配合力度不足、调查方式过于单一化、调查流于形式以及因调查评估报告可能涉及品格证据而不被采纳等问题,此类问题严重阻碍了诉前社会调查制度应有价值之实现。因此,有必要从建立跨区域社会调查协作机制、对调查评估队伍进行专业化建设、加强制度宣传、植入回避规定等方面出发,构建一条完善该制度的最优化路径。     

社区矫正实施之探微

行刑社会化是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 ,而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核心制度。在我国如何实现社区矫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介绍社区矫正制度 ;实现社区矫正的综合手段 ;实现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能勾画出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办法。     

行刑机制的社会化探索

改造罪犯使其复归社会是现代社会行刑制度宗旨所在.在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监禁的弊端以及改造的效能令人失望,社会化变革已成为监狱在人权时代的历史禀赋.我国监狱体制的改革必须以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契机,探索社区矫正、准开放式处遏制度建立等行刑社会化变革的模式与路径.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让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完整的系统共同完成对罪犯的教育、矫正任务.     

社区矫正实施之探微

行刑社会化是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而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核心制度.在我国如何实现社区矫正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介绍社区矫正制度;实现社区矫正的综合手段;实现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制度支持.这样才能勾画出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办法.     

微探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问题

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与监狱监禁刑相互联系一种制度,倡导的是刑罚的人性主义。考虑社会的稳定、有序、安全以及罪犯的人权利益,是我国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微探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问题,明确其必要性,通过借鉴经验,探究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新模式。     

城市社区“三失”青少年的社会排斥研究——对南宁市华强社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已有的社会排斥理论背景下,试图以社会排斥理论为理论支撑点,通过实证调查与分析,从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社会交往与社会网络等方面对城市社区＂三失＂青少年面临的社会排斥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他们面临社会排斥的原因,最后就此提出政策选择。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模式探究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进,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保障社区矫正的规范运行与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体系在制度建设与队伍建设方面还有待加强,以规范化、系统化、信息化思路为导引,创新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是促进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提升法律监督实效的重要途径。     

社区矫正的价值分析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社会化行刑方式,因有深厚的价值蕴涵和巨大的优越性正成为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发展的趋势.社区矫正有利于体现社会正义,有利于彰显人道主义,有利于提高行刑效益,有利于实现行刑民主化.加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有利于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