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的空间非均衡及增长收敛性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新基建”能否促进省域内空间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是关系到“十四五”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出“新基建”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假说，然后利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新基建”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广东省域内“新基建”的典型特征，最后基于β收敛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方面，广东省域内“新基建”具有显著的非均衡特征，深圳、广州、佛山的“新基建”发展水平始终保持前列，其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于要素基础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另一方面，“新基建”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对称的促进效应，即对于经济增长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升“新基建”发展水平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四川三峡经济区城市体系建设规划布局的战略

四川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两点”“两线”“两翼”战略中,确立了四川三峡经济区及其所要承担的任务。四川省三峡经济区地域范围包括重庆市、万县市及涪陵、南充、达川、黔江、巴中地区的50多个县市(区)。四川三峡经济区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它具有区域经济和流域经济相结合的特点,在区域经济布局和流域经济发展中都可扬其所长;第二,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组合状况良好,但经济发极不平衡;第三,受     

边境口岸与城市经济耦合协调度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边境口岸的开发开放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4~2013年满洲里边境口岸与城市经济相互作用的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满洲里边境口岸与城市经济耦合发展呈良好的态势，从无序走向有序，由失调向协调的发展方向转变；满洲里边境口岸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发展带动效应不显著，同时提出满洲里边境口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     

论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中的公平与效率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强调在增长中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实现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有效率增长。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中的公平与效率进行探讨。一、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述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是我们对区域经济增长     

重庆市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产业经济理论和灰色关联及部门因素分析方法,对重庆市1997年到2005年间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出重庆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相关度最高,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对GDP的贡献率最大。重庆市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趋势更接近于第二产业的增长趋势。提出一产靠“质”,二产创新,三产升级的政策建议。     

论区域发展权的法律标准及其责任形式

构建区域发展权的实现机制，应通过“社会需求一政策指导一法律规范”的路径演进，将经济增长与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节能环保水平等方面的可协调、可持续程度作为法律评价标准。政府负有维护区域公平发展的义务，疏于或怠于履行法定义务便构成侵权，应承担“不公平发展责任”。     

长株潭一体化构造湖南经济核心区探讨

区域经济的发展既要靠某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带动，也要靠某些地区的率先繁荣来带动。经济核心区是一定时期内对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有较大贡献的地区，或者说是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依托地区。如同“重点产业”、“支柱产业”一样，经济核心区也可叫做区域经济的“支柱地区”或“骨干地区”．通过加快经济核心区的发展不断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基于“增长极”理论而采取的一种区域开发战略。国内外实践证明，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这种区域开发战略有利于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因而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有关研究…     

川南都市圈建设模式分析

川南“都市图”的建设模式，应综合应用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增长极理论、发展轴理论和网络发展模式理论，借鉴外资主导经济发展的苏州经济发展模式和本地民营资本主导型的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川南区域融合，应结合川南地区实际，建立完善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和产业布局，突出“外向型”经济思路。建设“川南都市圈”，应主动融入成渝，甘当成渝经济区的“二传手”，提升区域综合竞争能力，拓展对滇黔地区的辐射，构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重庆市“三北”区域功能定位研究 

重庆市“三北”区域在长江上游经济带和重庆市的战略发展中起着增长极的重要作用。科学、准确地定位“三北”区域的功能，是提升重庆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是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对其核心区域的必然要求。在长江上游经济带和重庆市区域发展格局中，“三北”区域应充分培育和发挥增长极带动功能、交通枢纽功能、现代物流功能、商贸流通功能、都市风貌展示功能和体制机制创新源功能。      

边疆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探析——基于扩展的增长核算方法

边疆地区内生增长能力是“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边疆地区主要通过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资本、土地增长效应有待加强。资本增长效应在东北边疆最高，土地增长效应仅在西南地区显著。边疆地区资本利用效率正逐渐恶化，但劳动、土地利用效率逐渐改善。增强边疆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建议：西南地区改善土地利用效率；东北边疆改善资本利用效率；西北边疆改善劳动利用效率。     

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包括动力机制、传递机制和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实现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必须建立运行良好、系统完整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京津冀地区差距、因果累积与经济增长

京津冀地区差距持续存在并在不断扩大,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政府行为推动的因果累积效应。极化和扩散是解析该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概念,极化强于扩散是该区域的典型特点。尽管极化在城市发展一定阶段有其必然性,但扩散优于极化。该区域资本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较小,GDP和资本具有自我累积效应,城市规模不具有自我累积效应。数据分析表明,文化和劳动投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贡献,而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作用。整合和协调区域资源,发挥大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当缩小区域经济差距,避免区域内部的极化和贫化,是“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重庆市“网络党校”开通仪式上的汇报

我代表参加重庆市“网络党校”协调小组的各有关单位，代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就“网络党校”的筹建工作，向各位领导和来宾作一简要汇报。     

邮轮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以三亚市为例

邮轮产业是以海洋旅游综合业态呈现出来的新兴产业,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日益凸显.本文选取2008-2016年三亚市邮轮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三亚市邮轮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在上下波动中逐步提升.2008-2011年总体处于失调状态,2012-2016年总体处于协调状态,目前两系统仅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三亚市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促进邮轮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加快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思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把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战略支柱之一。过去五年是区域发展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区域发展在九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与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思路分不开。系统总结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十大方略，认为新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扎根中国本土，对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长期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从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问题导向角度，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面临的四个方面不协调问题，提出了推动我国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六个政策关注点。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法律保障现状及完善构想

制定霍尔果斯口岸的相关条例，成立“合作中心”管理委员会；建立一个共同管理或协调的机构，对“合作中心”区内的交易活动进行管理；为解决“合作中心”双方的贸易纠纷，中哈双方应共同组建相应的仲裁委员会；中哈双方共建“合作中心”官方网站；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理论与实务研究，为区域经济合作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基于组合评价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增长,区域协调水平也在不断变化,本文从经济、城乡、社会、环境与协调能力五个方面入手,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分析两种方法构成的组合评价法对2000年与2007年中国区域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发现区域协调水平呈现出"东强、中弱、西更弱"的格局,但是这一格局随着区域政策的实施与细化呈现一定的变化,证明了坚持不懈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意义。     

新常态下区域协同发展的取向和路径*--以京津冀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创新驱动、要素流动与市场机制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支点，并正在形成经济一体化和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来看，区域合作中应激活各方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协同效应”；欠发达地区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注重激活内部要素，培育内生增长能力；顶层设计应将协调各方利益和损益补偿的机制构建纳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内涵；区域发展正形成由“极化”向“扩散”转化、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转变、由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协同转变的新取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长三角城市金融资源集聚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研究

本文通过对金融资源集聚和经济增长设置综合评价指标,运用改进后的协调发展度模型结合熵权法对2009—2015年间华东地区16地市金融集聚和经济增长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华东地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极化现象较严重,其中上海市协调发展度最高,属于经济增长滞后型。其他城市协调发展度普遍不高,但多数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之金融集聚滞后型,杭州市在2015年表现出了经济增长滞后型,而扬州、泰州、镇江和舟山等市呈现中度失调发展之金融集聚受损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