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 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 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浅析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思想

加强执政合法性 ,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邓小平把加强执政合法性提到极其重要位置 ,通过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以维系执政合法性 ,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增强执政绩效以实现执政合法性 ,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以加强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 ,直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 ,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及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获得了苏区群众的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党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实践,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意义——一种政治合法性的视角

通过对政治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分析,阐明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维护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即有利于增强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有利于巩固意识形态,有利于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从而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开辟新的途径。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培植

现代政党理论认为,确立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制度和政绩的认同是执政党与其社会生态博弈的结果。具体到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是呈加速发展态势的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给培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其执政地位,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与时俱进,创设富有弹性和灵活的价值形态;健全与完善政治制度,开发体制内执政合法性资源;提高经济绩效张力,培育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因素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绩和制度规范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应对挑战,我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努力,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建设。     

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升高的合理性因素分析——基于制度转轨的考量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尤其是经济成本不断升高，这里面既有合理性因素的增长又有不合理因素的增长。但是学者们往往过多地关注于不合理因素的增长，对于合理性因素的增长的分析很少涉及。分析执政成本升高，不看到其升高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只去分析其不合理构成和不合理因素，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果能从制度转轨导致执政成本升高的合理性因素分析入手，则会对执政成本升高的原因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诠释。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合法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根据是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其现实根据则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表现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设置上。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治理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的有机统一。意识形态灌输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强制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灌输的具体方式方法是填鸭式的,而是灌输原则的强制性和灌输方式方法民主性的有机统一。     

意识形态整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执政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是执政党防止和消弭社会冲突和对抗,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责任。在这个基础上,执政思维的基础———意识形态起着重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执政能力的建设中,如何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推进意识形态整合,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纲领,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研究述评

本文从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含义、与合法性的关系、路径选择及现实原因四个方面,概述了当前学界的代表性观点,以便人们了解把握这一课题的最新进展,促进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胡锦涛与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

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得以维持的条件,旧的合法性资源流失以后,我们党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从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执政为民、建立新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对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开发,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维持补充开发了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