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民间宗教特征的形塑

中国民间宗教的特征有以下三点:从宗教发展史来看,中国的民间宗教源远流长;从民间宗教崇拜的偶像来看,信仰的神灵具有多样性,即信仰体系呈现一种开放性的特征;从信众的信仰态度来看,具有明显的实用理性主义特征。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形塑的“轴心时代”,中国民间信仰上述特征的形塑与先秦频繁、剧烈的文化冲突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宋代陆使君信仰研究——兼论蜀三大神合祀的区域祠神整合

陆使君陆弼是宋代四川地区的重要祠神,南宋后期曾远传长江中下游地区,具备一定的全国影响力。该信仰的兴起、传播,除了灵应神迹不断、朝廷多次封赐等许多祠神具备的一般性原因外,陆弼直臣良吏的"人生履历"也备受士大夫推崇。正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其得以跻身蜀三大神之列。由区域祠神传播、整合形成三神合祀,地域命名祠神成为惯例,深刻反映了地域意识的强化以及蜀地神灵的跨区域发展。然而,陆使君在三大神中灵应性与功能性最弱,他最突出的神格特性是忠直爱民的杰出官员,这使他受到了士人推崇,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于合祀之外的信仰发展。随着陆使君先贤、名宦性质在明清受到更多强调,其祠神色彩虽未完全剥落却无可避免地处于淡化之中。     

论瑜珈教与《西游记》的众神世界

本文提出:《西游记平话》的诞生与宋代以来一个民间宗教有关,这个民间宗教即为源出于密宗的瑜珈教,《西游记》中的多数佛教神明皆为瑜珈教崇尚的神明,其主人公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皆与瑜珈教有关。最早完成《西游记平话》故事构架的是南宋福建永福县的张圣者,他是一位瑜珈教大师,在民间有广泛信仰,闽南与台湾又称其为“法主公”。     

民间信仰——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

长期以来民间信仰被定位成"封建迷信"而遭受打击,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同时学术界对此也存在偏见,对民间信仰缺乏科学、客观的认识.本文通过民间信仰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民间信仰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王朝政权的关系、解放以来民间信仰的发展实态等四个方面,阐明民间信仰其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因此也是最重要的宗教传统,并提出民间祠庙可以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舞台.     

论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以宁化河龙的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

伊公是个广受宁化县河龙乡53个聚落祭拜的神明,它的信仰曾一度扩大到长汀县以及江西省石城县等地.本文以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利用地方志、族谱、清朝的碑文以及田野调查资料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问题.认为从伊公信仰的缘起可印证在宋代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是同步的;伊公信仰的扩大受到了官方的推动、经济交往的延伸、姻亲关系的牵引、宗族迁移的播散以及抚慰乡民焦虑心理的需要所影响,它的扩大过程同时也是它与当地社会的环境、经济、民俗文化及民众心理相结合,即地方化的过程.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及其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影响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表现为多神崇拜和末世信仰。这一模式对中国民间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信仰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其信仰的对象毕竟是属于自身体系内的神灵,而中国民间宗教信奉的对象杂糅了不同宗教体系中的各种神灵。传统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末世信仰是以精神解脱为终的,而以白莲教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的末世信仰则是以反抗和推翻现实社会为终的。     

从福建方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

本文从福建方志和笔记举例取证,论述福建民间信仰涉及的“寺观”和“祠庙”的分类、民间信仰同宗教的主要区别、“祀神的混乱”与“神道设教”的拟人化和随意性、世俗化倾向和制度化倾向的互动、基于制度化立场的批评指摘与民间信仰的两种因素、“载在祀典”与“不在祀典”、“崇德报功”与民间信仰的双翼结构诸问题。     

论宋朝道教斋醮科仪的时代特点

宋代是封建国家重神祀、兴礼仪的时代.宋代道教在继续履行国家宗教祭祀职能的同时,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化的改造吸收.宋代民间信仰的活跃与道教复兴的时代背景,促成道教斋醮的兴盛和科仪经典的编撰.道教斋醮科仪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民间俗神道教化的演进趋势,说明宋代是道教斋醮科仪的历史转换期.     

试论明清鄱阳湖区域民间信仰的道教化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神灵众多,并居相当的主导地位,随时日演变,这些民间信仰神灵大多演变为道教神灵,民间信仰神灵与道教神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神灵信仰逐渐为道教神灵所演化,演化之因为国家力量的介入、百姓民间信仰的强烈诉求及道教信仰其本身固有范式的优势.     

妈祖祭祀活动中的民俗元素探析

妈祖信仰是起源于宋代福建莆田湄洲屿的一种民间信仰。妈祖的祭祀活动作为妈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活动内容之一,受到各地妈祖信众与历代朝廷的重视。本文分为:"妈祖祭祀活动中的官祭与民祭"、"福建地区妈祖民祭活动中的民俗元素"、"其它地区妈祖民祭活动中的若干民俗特色"等三大部分,在简析妈祖信仰中官祭与民祭差异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妈祖信仰发源地及其它地区民祭活动中的民俗元素。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

后土曾经是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它由古代神话里的神进入正统道教神龛里,变为四御之一,被民间宗教收为老母神,又演变为民间信仰里的娘娘神。本文认为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它至今仍然存活于华北民间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后土信仰具有类型化特点,它以庙宇为依托,以神社为实体,以祭祀和社火的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以神话叙事来体现信仰传承的普化性。后土信仰渊源于古代神灵与祭祀的传统,是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其时间当为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末随着道教走向民间而形成的。     

试论大足宋代石窟的文化基础

大足宋代石窟在中国北方石窟衰落之际崛起，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大足宋代石窟的观照过程，也是了解宋代民族文化及其宗教文化发展轨迹的过程。宋代文化精神和佛教的世俗化、佛教民间信仰的观音、地藏、十殿阎王以及宗教雕塑程式的突破等，构成大足宋代石窟的文化基础。     

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中的互动——以唐宋元伏波神信仰地理为例

伏波信仰是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互动中的代表。一方面,两伏波将军通过国家册封、地方官员倡建庙宇、士人歌颂其建功立业的英雄主题等形式,形成了神灵在中央的正统性和弘扬的主题。宋元时期,伏波信仰水神的主题不断放大,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规律。伏波信仰的变化,渗透着国家祭祀的逐渐地方化,渗透着国家在地方秩序构建中,利用英雄等神灵信仰在地方的空间逐步展开和深化。     

民间宗教信众与党的群众工作——关于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问题的若干思考

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大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乡村农民。他们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并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立场，“保佑平安”、“消灾祈福”以及“学好行善”等信仰追求，具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适应、相和谐的可能性。因此，在认识和处理民间宗教信众问题上，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按照科学发展观使其朝着构建和谐社会健康发展。     

福建民间信仰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

本文简要描述福建民间宫庙的数量和分布特点、神灵的数量和类型、信仰的人数和成分、主要的宗教活动,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福建民间信仰的宗族性、实用功利性、放任性与融合性、地域性、对外辐射性等五个主要特点,并对福建民间信仰的发展趋势做了六点的预测。     

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

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是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演变的有力个案。君主、士人、道士、巫觋与地方民众基于各自利益,共同促成道教与民间宗教等因素的角力与融合。尽管道教对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彻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还是通过重塑二仙形象、赐封道教名号、推行道教仪式等手段影响着二仙信仰。此外,道士影响二仙信徒的手段不止于传播教义,还注重地方社会的建设。     

试论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趋同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底层百姓重要的精神饮品,是中国传统社会俗雅文化的综合体,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众多,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与佛、道二教互融共存,特别是湖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这与佛教名山庐山的宗主地位的辐射作用密不可分,与民间佛事活动、观音菩萨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也不可分割。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间信仰与佛教交相互融,尤其是民间信仰神灵的佛教化,呈现出佛教化色彩。     

略论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真武信仰

真武信仰传入广东地区虽然晚至宋代,但传播却极为迅速,到清代时广东真武庙宇的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真武信仰之所以能在广东广为流传,除了国家政权的提倡和真武神职这两个因素之外,还由于广大民众的心理需要和地方政权的统治需要。真武信仰在广东地区的流传过程中受到了本地神灵信仰和其他外来神灵信仰的冲击,但经过相互摩擦与包容之后共同成为广东地区的民间信仰。     

热贡"六月会"仪式的苦行与牺牲

六月会是青海省东南部热贡地区的一个民间祭祀仪式,这个仪式保留了许多原始宗教中的苦行,这些苦行是在藏传佛教广泛流行之前,西羌先民的原始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以及现在仍然在这一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吐蕃本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相互"涵化"而形成的,村民通过流血和牺牲等来取悦神灵,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使村庄和村民得到神灵的保护,能够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关系和谐、永葆安宁.这些"暴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