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产能过剩困局——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多个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既有市场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发展方式落后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产能过剩既要根据产能过剩的类型和不同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办法,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政府应从化解产能过剩中逐步淡出

产能过剩是一个与生产过剩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发生在某类特殊商品或某些特定行业中,但它们本质上都属于产品过剩的范畴。目前,中国部分行业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但我们不应对此过分夸大。因为市场经济波动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作为市场经济内生形成的伴随物,产能过剩应得到更客观的对待。文章拓展了产能过剩的相关概念,在正确认识产能过剩的基础上,概括当前"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特征与成因,并为化解其困难提出几点思考。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

学界多从现象和数据出发分析产能过剩，忽视了产能过剩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产能过剩出现的频度、强度也较高。政府干预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也在制止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形成机制错综复杂，既有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也包括产业自身的因素。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产能过剩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并与产品的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其根本是市场因素。产能过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力促其最小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念不能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文章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工业产能过剩“窖藏效应”的数理分析及其实证检验

针对过剩生产能力形成原因的不同学术观点,我们提出了厂商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要素窖藏行为假说,即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冲击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通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的方法建立了产能过剩形成的经济波动假说的数理模型,分析和刻画了由宏观经济波动引起的要素窖藏行为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形成机理。并利用1992—2005年分地区工业数据,采用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的过剩产能测度和带有异方差和自回归一致(HAC)修正的混合回归模型对产能过剩的波动窖藏假说进行了检验,验证了"窖藏效应"的存在性。     

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云理论评价

国内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现象日趋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有多深,与传统产业过剩有什么区别,受哪些因素影响导致产能过剩,则有待探索。为此,本文区分了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评价内涵,按照光伏产业自身特点以及考虑其所处的经济周期和生命周期,构建了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多指标评价体系。针对国内光伏产业单一定性或定量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云理论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国内光伏产业处于"比较过剩"的状态,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减少或调整对光伏产业的行政干预,重视内需市场建设。     

供给侧改革、金融关联与企业产能过剩

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推进我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中国金融压抑与关系型治理模式并存的背景下,金融关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概率。银行关联企业的银行借款越多,产能利用率越低;但券商关联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金融关联导致的产能利用率降幅更大。在金融关联内部,银行关联和券商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产能利用率越低;具备市场经验的高管越多,产能利用率越高。     

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     

中国产能过剩防范的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

通过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从化解过剩产能阶段全面转入防范产能过剩阶段,防范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需要采取可持续综合措施。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增长、行业资本产出比、高质量制度供给、工匠精神铸造以及产能利用统计等多个维度分析防范产能过剩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防范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什么失灵——以1996年以来中国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为例

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自定义的四大职能之一.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痼疾.政府如何进行调控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却知易行难.1990年代以来,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行政权力和经济手段并用、政策法规命令兼施.然几番调控,不仅未能化解产能过剩,反倒逆向催化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的扩张和跃进,陷入诸多产业普遍过剩的困境.本文以1996年以来钢铁业的宏观调控过程为个案,通过对政府调控政策、手段及效用的深入研究,分析了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诸多变量,揭示了中国式产能过剩与调控失效的政治经济逻辑,提出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改进和优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债务来源对过度投资治理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钢铁企业产能过剩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借鉴Richardson模型研究不同来源的债务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所产生的治理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钢铁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呈反向关系,并且对上市钢铁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