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与国学的融通

佛教与国学融通的过程,既可以说是佛教的中国化,也可以说是国学的丰满化。中国人之所以引进并接受佛教,取决于精英、大众、上层三方面的精神需求。道安、僧肇、法藏、慧能等僧人对于佛教教理的诠释,经历了一个由接受理解到创造性发挥的过程。被禅宗纳入内在超越路向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精神安顿方式。中国佛教构成国学发展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禅与诗——温庭筠艺术风格成因新探

温庭筠的生命历程中曾与佛教禅宗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佛教禅宗思想对温庭筠的诗歌创作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有唐一代,虽然是儒、释、道三教鼎立,但事实上佛教的发展最为兴盛,各种佛教宗派相继发展成熟。其中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而禅宗对封建上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尤其普遍而重要。许多著名诗人皆曾学佛参禅,如王维、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皆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他们的诗歌中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论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历史功过

神会是佛教禅宗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他担当了恢复禅宗法嗣的历史重任，把握了南宗斗争胜利的历史机缘，坚持了顿悟法门，促进了佛教禅宗的繁荣和昌盛。所以神会是禅宗发展史上的大功臣。     

佛教的“世间”观念及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的"世间"观念在释迦牟尼创教时期就提出了。在后来的发展中,佛教的不同流派或思想家对此观念又有多种诠释。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各宗派对其也持不同态度。禅宗是中国佛教中对此观念最为重视的宗派。禅宗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主张,实际是强调要努力接触民众,融入社会。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各宗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佛教离开"世间"是不能存在的。但比较而言,禅宗在这方面还是最为突出的。禅宗在中国之所以发展极为迅速和影响巨大,与其能很好地平衡树立宗教目标与深入世间生活二者的关系直接相关。     

禅宗“悟”义索隐

在佛教经籍文献中,禅宗之"悟"便是唯识学的"见道",是现观唯识学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染污与清净不二,阿赖耶识实性便是因地真如."悟"真如是大乘佛教的入门,也是大乘佛教的依托.禅宗具有宗教性禅宗与文化性禅宗之分,学者研究禅宗需有合理划界.     

试论禅宗的思维方式

禅宗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佛教,它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与印度佛教有别,而且在思维方式上也与印度佛教不同,独具一格。本文拟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做一粗浅探讨。     

论冯友兰的禅宗研究

冯友兰先生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始终以禅宗发展为核心，他对中国佛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也源于对禅宗的思考，他的佛学研究特点，在于将中国佛学的发展放入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他以禅宗为中国佛学发展的产物．对禅宗的思想渊源、方法及禅宗与宋明新儒家的关系也都有详细分析。所以，要从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思考，从他自身的贞元六书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思考，把禅宗放在他的整个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看．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他在禅宗研究中的贡献及不足。     

“巴蜀禅系”是个伪命题——就巴蜀禅宗流播及特点与诸时贤商榷

在贾题韬、冯学成、龙显昭等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祁和晖先生新撰《巴蜀禅系论略》一文,就四川禅宗史的重大问题提出创见,历史上存在巴蜀禅系,并初步梳理历史脉络与特点。本文从禅宗在全国衍化发展过程、四川僧人外出求学禅南宗经历、四川本土禅宗演进史、四川佛教传统势力与特征、禅宗传法独有的三要素展开实证分析,可证实巴蜀禅系子虚乌有。这一结论正好与祁先生等学者意见相左。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禅宗对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禅宗在中国的思想界引发了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中国知识阶层而言 ,在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的各个角落 ,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因此 ,中国古典美学、文学艺术及哲学 ,都留下了禅宗的痕迹     

句法与意蕴并重:禅宗语言观对黄庭坚的影响

黄庭坚信仰佛教,爱好禅宗,受禅宗"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语言观影响,他借鉴了禅宗一些语言表达方法用于诗歌创作,但在他的诗学思想中,讲究句法是与追求意蕴是并重的,只有在高远意境的役使驱动下,造语精工才有意义.     

心性化与唐宋元明中国思想的内转及其危机——以禅宗、内丹、理学为线索的思考

佛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命困顿与心灵焦虑使得佛教蔚然盛行。汉唐时期,中国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宇宙论,到重视本体论,再到重视心性论这一转变,心性论的凸显促使唐宋元明时期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内转。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内向型的关于心性的宗教,唐代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运动的完成,佛教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内心如何觉悟的宗教。在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影响下,唐宋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型,宋明新儒学也从主张"性即理"到主张"心即理",变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心性化儒学。内在化、心性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个体化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尊严意识,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民主、平等意识的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禅宗与泰州学派那里都有着鲜明体现。但是内在化心性思潮过于强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天道自然、机械技术的好奇与探索精神。明代中期以后,儒、佛、道在心性思想方面的汇通达到一种平衡,出现三教合一的局面,中国思想全面僵化。明末西洋历算击败中国传统历算,天学的失落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危机。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与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外向性,西方文化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外转。在内外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论中国禅宗的缘起与嬗变

在中国大乘佛教中，禅宗最具有中国特色，它不像其他中国大乘佛教宗派那样有直接明确崇奉的印度佛教流派或经典，如三论宗对中观派，唯识宗对瑜伽行派，天台宗对《法华经》，华严宗对《华严经》等，而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又由于自唐代会昌法难之后，直至明清，中国大江南北的佛教寺院多归属禅门，禅宗在佛教界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久、最广，影响最深、最大的宗派，以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因此，探讨中国禅宗缘起与嬗变的方式和特点，对于佛教如何中国化以及佛教如何最终成为中…     

《坛经》的主体论哲学思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便走上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禅宗正是这一融合的结晶。《坛经》是禅宗的宗经宝典,是印度佛经以外唯一能够称作经的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坛经》的即心即佛、顿悟见性以及自性自度理论,阐述了禅宗教派的佛性论,并指出了成就这一佛性的途径。     

论镰仓时代禅宗与武士阶层的关系

镰仓初,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开始寻找为自己服务的宗教。天台宗、真言宗等旧佛教宗派腐败堕落,且与朝廷公家羁绊很深,不堪为用,此时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先后由宋传入日本,受到幕府政权的欢迎。在幕府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作为社会中坚的武士阶层争相皈依,禅宗很快风行全日本。另一方面,禅宗为武士政权提供了信仰支持,禅宗的教义、清规塑造了武士阶层的精神世界,也深深影响了武士的日常生活。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贵州禅宗大师厂石和尚及其佛教宇宙观

厂石和尚是我国清代贵州西部临济禅宗佛教的代表人物,是贵州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禅宗大师。他的佛教活动和佛教思想在贵州西部特别是安顺地区的佛教文化中有着重大影响。因而了解和研究厂石的生平活动及其佛教思想,对于了解和研究贵州的佛教文化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