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及其价值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他的鸿篇巨作《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以后规模最大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端临的治学精神和史学思想,对后来学者有着极大的鼓励和启发意义。本文则仅就其会通思想作一粗浅探讨,试图从中寻求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资我们当今治学借鉴。 一、马端临对前代会通思想的继承 会通的史学思想几乎伴随着中国古典史学的产生而萌芽。孔子修《春秋》,虽没有提及“会通”两字,但他“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①已于史书编纂之中蕴含了会通精神的胚芽。司马迁他以“究天人之际,     

《皇朝续文献通考》编纂始末与学术价值

清光绪中，吴兴刘锦藻以其丰富的藏书、雄厚的财力、过人的毅力，私人撰成《皇朝续文献通考》一书，上续清续修“三通”、“清三通”，加之《通志》《通典》《文献通考》，将上古至清末的各种典章制度基本上包罗在内，被学林合称为“十通”。《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编纂过程以及其自身包含的多方面史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仍会通”:马端临之史学观和目录学的考察——兼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和影响

马端临的目录学具有深厚的历史学渊源。其“因仍会通”的历史观 ,深刻地制约、指导和启发了马端临的目录工作实践和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对目录巨著《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撰写 ,从指导思想和编撰方法、体例各方面均产生不小的影响 ,从而也决定了《经籍考》的目录学价值。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

自两晋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对早期拓跋鲜卑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理论新探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五篇是个“义脉贯通”的理论整体，其宗旨在于阑述文章写作的根本原则。这一宗旨通过三个理论层次及其内在联系体现出来。《原道》篇以“自然之道”为理论基础阐明了“本乎道”以为文的思想；《征圣》篇通过“征圣”对《原道》篇的思想加以印证和阐发，提出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和“衔华而佩实”的文章写作根本原则；《宗经》篇将前两个层次的思想归结为“宗经”为文，同时联系《正纬》《辨骚》两篇，确立了既师圣宗经，又主变求变的文章写作根本原则，从而构成《文心雕龙》全书的总纲。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道藏》的形成与发展

《道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散佚、变化的过程,自汉代始至明代方成今日所见的《道藏》,但它已与它的前代们有着许多不同了。与《佛经》(几次结集而成)、《圣经》(“旧约”和“新约”基本各为一次定型)和《可兰经》(基本一次定型)相比,《道藏》形成的最大特点是:一.形式并无定制,其篇目、卷数、规模、分类始终在不断变化。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称“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至唐尹文操《玉纬书目》“七千三百卷”;而明正统《道藏》则有五千三百五卷。二.内容杂而多端(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五:“道家之术,杂而多端”。)道经不止一家之言,并无确定教主,往往借古人以自重。许多道教经典不仅可收入《道藏》,亦可收入诸子目录之中。因“以道概万”的宗旨,故《道藏》中除宗教信仰外,包含了许多古代其他珍贵文献(包括科技),其分类奇特而繁复。三.历史考证困难。道士     

马端临论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与考铨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专门论述历代的典章制度，自上古迄于南宋宁宋嘉定末年。本文集中以《文献通考》的《学校考》与《选举考》中的“考”部分为分析材料，重点探讨了马端临对中国历代教育与考铨的看法。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以字行,陕西榆林人,是民国初年“陕西三杰”之一。他幼年丧父,家境困窘,体弱口吃,但秉性聪颖,勤奋好学,以擅长撰文著称。延榆绥道陈兆璜颇赏识他的文采,“召之入署,命与子共读”。1902年秋,陈资助他前往关学大师刘光蕡在礼泉九山下主持的“烟霞草堂”就读。张季鸾在刘光蕡的亲自指点下,博览群书,学业大有长进。他喜读《明鉴》、《文献通考》,并抄读《通考序》和《方舆纪要序》等典籍,为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翌年,张季鸾考入三原宏道学堂学习。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青苗法利率纠误

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年利率是40%,一定时空范围内,还超过二分之息,并未有低于40%的记载。最近,有人依据《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和《宋会要辑稿》有关史料,推算出“除元丰四年不仅无息而且亏本外,元丰三年和元丰六年的利率为13.7—26.5%”(见《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实,《文献通考》等史书所载,原文是这样的:元丰     

我国常见的古书合称

我国常见的古书合称曹竟成江苏省高邮市总工会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撰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拨头”、“紫陌”、“官奴”一解——读黄畲先生《欧阳修词笺注》

台湾黄畲先生《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有几个词语的笺注,似有未当,现特提出与黄先生商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拨头”一词,黄先生笺注曰:“舞蹈名。《文献通考·乐考》:‘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若单就“拨头”而言,《通典》语释无可非议。但欧词“拨头”却非胡舞。欧之全词为:“画堂雅宴,一抹朱弦初入遍。慢撚轻拢,玉指纤纤嫩剥葱。拨头憁利,怨月愁花无限意。红粉轻盈,倚暖香檀曲未成。”(调寄《减字木兰花》)通首描写了雅宴上乐妓弹奏琵琶,与杀虎报仇、激烈雄壮的     

“别乘”考辨

“别乘”一词 ,在唐宋文献中频繁出现 ,据笔者考察 ,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职官别名出现的 ,在唐代代指“别驾” ,在宋代则代指“通判”。然而检索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该著在“通判”下列“州郡”、“监郡”等十数种别名 ,而不及“别乘” ;《汉语大词典》“别乘”条释为“别驾的别称” ,所举仅此一端。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别乘”涵义之演变作一梳理。“别乘”一词 ,见杜佑《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总论州佐”条引《庾亮集·答郭豫书》 :“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 ,宣王化于万里 ,其任居刺史之半。”《通典》曰 :“别驾从事…     

《道藏》研究的新成果──评钟来因对道经《真诰》的探析

《道藏》研究的新成果──评钟来因对道经《真诰》的探析虞友谦中国的道书，从唐代正式编要《开元道藏》以来，经历代不断搜求、校订、重修，至明代修《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时已收道书五千余卷。对这浩如烟海的典籍，决不可仅以道教文献视之。实际上，它包罗了”“...     

廖平的兼治三传与《三传折中》

廖平《春秋》学的特点,是兼治三传。所谓“三《传》镌后,别为《折中》”。即在兼治三传的基础上,力求三传会通。认为三传同源,所说经义大同小异,而历来治《春秋》者过分夸大三传的区别而忽视三传在经义上的大同,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由此,廖平指出:《春秋》三传或文异而义同,或各明一义而皆可通,或须会观三传而《春秋》之义始明。因此,三传同出一源,同为解经之作,大纲宗旨并无不同,甚至最终否定了经学今古的壁垒。廖平会通三传,首先是论证《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一样,都是解经之作,二是以三传经义的大同来弥合三传文字的小异。尽管他会通三传的结论仍有待于深入论证,但其兼治三传的学术思想則是值得肯定的。     

《杜佑年谱》不够完善

杜佑(公元735～812年)是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编著的《通典》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记述上古至唐代经济、政治、文物制度、边疆各民族以及四周各国情况的综合性巨著。在我国古代史书中,《通典》居《三通》、《九通》、《十通》诸书之首,创中国历史编纂学中“政书”的先例。历代历史学家对之都极为推崇。但是,对杜佑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介绍其生平事迹和研究其学述思想的专书很少,流行的只有郑鹤声编写的一     

“狼烟”小考

首次提到狼粪用于烽烟这一观点的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其后宋人陆佃著《埤雅》、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等文献中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因此 ,现今常见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均将“狼烟”释义为取狼粪所燃放之烽烟 ,似已成不易之论。狼粪用于烽烟也确实见载于唐宋时期的有关传世文献典籍。如唐代杜佑撰《通典》 ,宋人曾公亮、丁度所辑录的《武经总要》中都载燃放烽烟之薪中有“狼粪”。据此 ,能否认为“狼烟”即取狼粪所燃之烽烟 ?其实不然。这是因为 :第一 ,说狼烟为取“狼粪”所燃之烽烟定义不够准确。因为作为燃放烽烟之…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