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     

《西游记》在清代的文本传播

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全真教的复兴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清代<西游记>诸评点本凭借各自不同的传播优势,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多而繁复的特点,尤其是在版式上出现多种版式共存,插图以人物肖像为主并愈为逼真的特征.同时出现盗版现象.     

新时期“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边界规限及其意义

21世纪以来,以"政治"为主轴搅动着整个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格局中,"传播"无法以比较自觉的认知和比较稳定的形态发挥作用。其中在"国际传播"主导下,"全球传播"成为一种理论误区,迫切需要重新反思和学术澄明。深究"传播"的本质,"社会性"和"政治性"才是其原始基因。因而,当"民族国家"成为遍布全球的人类政治建制以来,"传播"便被各种政治形态的国家所规制、所统摄,在传播活动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形态就是"国际传播"。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全球传播"理念和理论,主张"去国界"、"去政治"、"以地球村为边界重建全球传播秩序",只是充满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会误导国际传播不能正面应对来源于不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乃至不同政治文明的国家之间信息沟通和交流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国际传播"已然主导人类传播的现实,所谓"全球传播"的理念和理论也该休矣。     

中国与世界的精彩对话:传播与社会转型

在传播与社会转型的议题上,中外存在诸多差异.文章以国际传播学会会议论文为切人点,集中论述了健康传播与环境问题,政治、社会变革与全球传播,特殊群体与新媒体使用,新媒体与受众及效果研究,国际媒体、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危机公关与品牌传播,文化产业、媒介政策与社会变革,区域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等前沿话题.     

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技术演进趋势下的范式转变和对策研究

技术驱动是全球媒体生态和传播格局变革的突出特点。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主要由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四大机制交汇而成。不同机制此消彼长,相互博弈和联动,构成了全球传播格局进程的主旋律。从美国的绝对领导,历经社交传播机制的冲击,美国依然占据全球超级平台的中心地位,到5G时代所开启的智能媒体新浪潮,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呈现出颠覆西方中心固有格局的潜能。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我们应秉承顺应趋势,互联网优先,创新驱动,自下而上的战略原则,在多重传播机制叠加的、复杂的数字传播背景下,转变思维,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战略与对策,提升中国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传播的博弈,实现对现有"西强东弱"传播格局的颠覆,走出西方中心,推动全球走向一个均衡、公平、公正的传播新格局。     

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传播史已经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深广性。电影传播史也正在进一步整合电影学和传播学的成果,从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学术传统走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传播史(1905-2005)研究中国电影诞生以来迄今100年的传播历史。从历时性分析,中国电影传播经过了1905-1949年间以上海影院为中心的区域传播阶段、1949-1979年间以城乡放映为中心的国内传播阶段以及1979-2004年间以影院放映/音像制品/电影频道/网络视频/各类影展为中心的整合传播阶段;三大历史阶段里的中国电影在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各有具体的特征并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从共时性分析,100年来的中国电影传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     

比较文学发展与传播媒介变化的三个阶段

将比较文学研究放之于传播这一链条之中,会出现新的研究视角。人类历史主要出现了三种传播方式:口传方式、文字与印刷文化方式和电子文化方式。尽管近年来,电子媒介的演化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文学阅读、创作与研究,给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学本身都带来了危机,但同时也为重新审视这一学科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活力。     

隐藏的维度——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

詹姆斯·W·凯瑞,作为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其一生中最有影响的新闻和传播学思想,就是对两种传播观做了划分,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仪式传播思想。他认为,从仪式传播的角度看新闻,新闻并不是对客观事实反映那么简单,它创造并维系了社会;新闻报道也就绝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而更多的是一场迷人的仪式,它在仪式的华盖之下绘制着人类文化的蓝图,使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意义;新闻不在于讲述故事的内容,而在于讲述故事的形式,它本身就具有神话和巫术的特性,消除我们的疑虑,帮助我们建构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对外传播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多维传播生态位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涵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国际语境,各个国家对所处传播环境的认知决定其战略选择,也决定着传播的深度、广度以及效果。本文依托生态学中"生态位"这一成熟的理念,在已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类比,提出了对外传播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多维传播生态位"这一新的传播学概念;阐述了多维传播生态位的构成要素,即目标国、受众、内容、人才、资本;在应用仿生学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传播生态位宽度、体积以及传播质量的计算方法,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和为传播主体国在全球传播图谱和竞争实践中更加精准地定位优劣势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论媒介传播与城市品牌构建

城市品牌形象的构建离不开媒介的传播,如何利用媒介去打造城市品牌、构建城市品牌形象是摆在城市品牌宣传中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城市品牌构建过程中,媒介使用应遵循简单法则、期待法则、个性法则、熟悉法则和期待法则等,注重媒介的整合传播以及媒介传播内容的差异性和个性化。     

整合品牌传播的理论与实务探析

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思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革命性意义以及对未来市场营销格局的影响都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一理论并没有把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品牌关系作为核心问题，也没有把品牌关系确定为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价值追求。事实上，所有的整合营销传播的基本要素都是围绕着品牌关系而形成的，建立品牌与顾客之间的不可动摇的品牌关系是品牌营销传播的本质所在。品牌营销传播既要整合品牌与顾客及相关利益者的一切接触点的传播渠道，也要整合所有的营销传播活动，即统一形象、统一声音、统一价值主张等。而构建适应于整合品牌传播的组织体系以及整合品牌的传播路径则是确保品牌传播具有实效性和操作性的重要保障。     

“冲突、自卫、维护和平”的二次传播——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风波看我国对外传播话语结构的“二次传播”效果

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对外传播话语结构是如何的？这样的话语结构在国际媒体报道中的“二次传播”如何？作者选取了2012年4月16日-2012年9月11日之间的新华社关于钓鱼岛的英语报道,对其进行框架分析发现:中国在这次钓鱼岛领土争端中的对外传播话语结构是冲突、自卫与维护和平.通过研究《日本经济新闻》和《纽约时报》这两份报纸在相同时间内的钓鱼岛报道中对来自中国的信息源的引述发现,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结构的二次传播效果并不理想,除了“冲突”的话语结构外,自卫的姿态和维护和平的价值理念并未被国际媒体所接受.     

突发事件中的传统传播与网络传播

本文从传播社会学角度对传统媒介传播与互联网传播进行比较,并提出了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策略.     

网络新闻传播分析

互联网作为新兴的＂第四媒体＂正迅速崛起,并引发了新闻传播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如今网络新闻传播已经成为新闻传播链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中国新闻业的传播生态。合理有效的网络新闻传播模式可以促进网络新闻媒体的健康发展,提高传播效果。     

妈祖精神文化传播渠道管窥

本文以传播学为视角,针对妈祖精神文化思想传播渠道的建构进行分析,分别从四个角度进行阐述即:文学渠道、艺术渠道、宗教渠道、哲学渠道以及科技渠道.以期望从中找到妈祖精神文化思想传播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的理论依据.     

试论网络传播对传播理论的冲击

20世纪 90年代 ,随传播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网络传播的出现 ,传统的传播理论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表现在传播者、媒介、受众等几方面 :以线性传播研究为主的旧框架让位于以交互传播为主的新框架 ;网络传播又一次改变了传播者与传播工具之间的关系 ;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     

中国国际威望的国际传播因素分析

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国际威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除依靠自身实力外,国际传播作为重要的传播途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传播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培植和影响国际公共舆论,减少国外公众误解,促进对中国的认同,增进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服力和对外影响力.新的国际传播策略应转变传播理念,合理安排传播信息,发展传播技术和拓展传播渠道.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普法传播的路径选择

我国当前普法模式或机制难以应对和满足新的普法形势要求。大众传播是普法传播的发展之路。普法传播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普法主渠道的作用，将大众传媒纳入普法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建立普法主管部门与大众传媒及社会各界“合力”的普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