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立场态度及其历史意义

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参与组织反宗教同盟,积极宣传收回教育权,借“五卅”运动之势引导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对基督教的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问题上态度坚定,提倡教会自立,割断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共产党人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初步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把近代以来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论当前西方文化侵略及应对策略

“文化侵略”是与经济、政治侵略相平行的一种侵略方式。文化侵略由来已久,当前的西方文化侵略呈现出侵略目的的公开性、侵略力量的强势性、侵略途径的多样性、侵略手段的隐蔽性、侵略状态的弥散性、侵略影响的根本性等显著特征。面对西方文化侵略,发扬光大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筑起保护民族文化免受侵略的监管防线;处理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与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安全意识是必然选择。     

大革命时期陕西各地的“非基”运动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陕西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所谓“非基”运动,并不是一概反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而是指反对帝国主义借传教活动对我国进行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它不是我们人为地发动的,而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产物,并由宗教反动分子所激起)。它规模大,范围广,遍及关中、陕北、陕南的许多城乡,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品格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 ,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西方富有宗教气息的浪漫主义文学养分的滋养和 2 0世纪特定的文化语境 ,导致在涉足宗教的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 ,所显示的主导意绪和倾向是浪漫主义。不过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 ,因受宗教熏染而展示的浪漫样态并不一致 ,并且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对宗教接受与感应在层次和取向上的差异性 ,从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中国现代作家身处的历史和文化的制约 ,以及某些宗教书写表现出的极端排他性 ,都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宗教浪漫主义的发展前景 ,预示中国现代宗教书写所体现的浪漫精神 ,会因宗教自身的困境而悲壮地走向末路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活动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国家间的冲突逐渐激化,甚至引发了局部战争。日本为了实施其依据对华文化政策而推行的教育、文化事业,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成立"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环,中国教育、文化界对"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活动进行了强烈的抵制,由此衍生出许多冲突与摩擦。通过档案资料的分析可以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及其在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上所开展的活动梳理出脉络,并搞清中日两国政府及民间对"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态度和立场。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督教文化视角检视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 ,是外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评论视角。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 ,由于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宗教文学研究陷入政治性否定的误区 ,文艺思潮与作家作品被“局限性”设定 ,某些世界文学名著被误读乃至曲解。许多论说至今仍占据着话语霸权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 ,评论界出现了新的批评话语 ,把希腊精神、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精神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受到质疑与挑战。实际上 ,在构成西方文学精神的悲剧意识中 ,渗透着复杂的宗教思想 ;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其后的人道主义 ,也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是浓厚的宗教情怀赋予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磅礴的道德激情 ,成就了他们创作的不朽 ;就连 2 0世纪打着反叛旗号崇尚“自我”的诸多现代派作家们 ,也没有放弃过寻求上帝的努力。基督教文化视角烛照下的文学研究 ,预示了外国文学史重构的新方向。     

“同始殊途”——基督教与佛教的对比

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比，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口。本文选择宗教作为文化对比的切入口，并以中西方典型的宗教——基督教和佛教进行对比研究。两种宗教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发展，起始于相类似的人类文化，最终却由于“王权”和“教权”之争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文化输出在电影艺术中的“融”与“变”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灿烂悠远,博大精深。但当今大体上还是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中国文化正面临着"被忽视、被冷漠"的危机,这使我国文化产业的进出口呈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中国的电影人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电影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电影产业输出思路。在这条路上,许多中国电影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融合与变化。本文将对近些年中国一些电影中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融合变化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变化的发生原因、利弊存在等问题,并提出一些见解。     

西方理论语境中的“意象”(“image”)概念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 ,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地使用于美学、文艺理论及批评中。但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以及现代汉语本身实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西方理论的翻译构成当下汉语学术的主要资源之一。“意象”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对等翻译概念是“image” ;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内涵差异 ;本文通过对image在西方的使用历史的考察 ,揭示出这一差异以及因此差异而显示出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补意义 ,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重塑“意象”概念提供比较的视野和内涵的丰富。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两种影响较大的中西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背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式方法、思想特色、客观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两种文化观的认识。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西方自由思想自传入中国,其命运多舛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有人以为,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便预设了其命运。我们认为,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并非“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导致他们传播“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自然不能游离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限制。明乎此,我们才会理解“自繇”思想为何在中国社会难以安身立命,而不轻易地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布道者们进行情绪化批判。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想法是错误的.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