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到对抗：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1923—1931）

为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顺应国际退还庚款的趋势，于1923年3月推动国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后经与中国政府协商、换文，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资助中日文化交流，补助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等“东方文化事业”。无论中国政府、文化教育界，还是留日学生，对此均抱有期待，尝试中日文化“合作”。如中日签订《汪—出渊协定》，文化教育界提出“合作”建议，留日学生乐观地认为“反日运动”将从此消失。但是，随着“东方文化事业”的开启，他们发现所谓退还庚款不过是日本政府虚晃一枪，而“东方文化事业”不过是日本侵华扩张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是从“合作”转向对抗，使原本脆弱的中日关系又增加了一层文化对抗的因素。     

试析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独特的“台湾情绪”，以及战后日台之间的紧密联系等，在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上，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明显提升日台关系，在对华战略上利用台湾问题牵制和遏制中国的倾迥明显加强。日本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制约两岸关系和重要外部因素。在台湾问题上潜伏着中日冲突的隐忧。     

十九世纪末的中法文化交流述略(1860-1900)

在中国近代史上 ,法国是列强中最注重对华文化输出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 ,既发生了中法文化的激烈冲突 ,也存在两国文化的交流、互相接受的一面。本文从法国宗教文化的在华传播、法国在华的教育文化事业、中国文化向法国的传播、中国人眼中的法国几个方面 ,对十九世纪末的中法文化交流情况做了梳理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日本早期的对华策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调查状况

众所周知,<马关条约>的缔结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马关条约>第二款是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叙述.日本是据于何种理由要求中国割让这块土地的呢?换而言之,日本是建立在何种东北地区印象上要求割让上述土地的呢?近代时期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调查、整理、分析,继而提出相应对策的国家.目前,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甲午战争前后,尤其是19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对华调查状况.然而笔者以为,自中日缔结修好条规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调查状况实不可忽略.笔者确信,日本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许多重大对华政策均是建立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之上.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方略,近代日本似乎尤能领略,并忠实贯穿于其对外政策的实践之中,而对华调查的有步骤实施便是此类实践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活动.其中,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的印象或者理解的形成过程完整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论马礼逊学校西式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本文旨在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以教育促传教活动论述中,着重分析其对华进行西式教育的探索过程与马礼逊学校的具体施教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     

中日文学交流中的诗词唱酬问题

诗词唱酬是传统汉语诗歌写作中富于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方式,它随着中国文化的东渐在日本被接纳。日本诗人与中国诗人的唱酬凸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对相关诗人的崇仰,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水平得到锻炼和提升,促进了日本汉诗发展。同时,两国诗人的唱酬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重要桥梁,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学互相影响的范例。中日诗人之间的唱酬在晚清达到高潮,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收获作品多,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乃至汉语诗歌史上的绝响。东方文化被冲击并趋于式微的焦虑、维护东方文化命脉的祈愿等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重要问题在此时期两国文人的交往和唱酬中都有所反映。     

日本钓鱼岛“国有化”危机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冲击——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中日经贸关系在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后受到严重影响。按照全部产品、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分类,利用月度数据分解测度中日两国贸易变化的贸易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可以发现,"钓鱼岛"事件在日本对华出口方面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对日出口影响较小,中国对日的消费品出口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要小于日本对华消费品出口,日本对华中间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要小于其消费品出口,而中国对日中间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要超过其消费品出口。日本对华出口下降主要来自贸易深度边际,消费品出口急剧下降影响最大的是贸易深度边际的数量效应,产品退出效应也很显著。研究显示,如果双边政治关系不改善,那么日本对华出口贸易将很难恢复,此外,中日两国通过东亚生产网络的贸易往来受到冲击相对较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清末日本法学教习来华原因探析

20世纪初期 ,日本教习逐渐代替了欧美教习在中国法律教育界的垄断地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中日甲午战争后 ,中国将学习西方的目光转向日本 ,聘请日本法学教习成了解决国内法学师资短缺问题的捷径 ;日本教习相对较低的薪水也使中国政府更乐意聘用他们。来华日本教习对清末的法学教育事业、法制改革和法学发展均有所臂助。     

“文化侵略”源流考

20世纪初 ,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持续扩张引起国人的忧虑。在 2 0世纪 2 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 ,瞿秋白等人把西方这种活动概括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面 ,成为反帝话语中的利器。不过 ,是否使用这一提法来针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明显受国际形势及国共两党对外政策取向的影响。在实际影响的层面上 ,“文化侵略”提法颠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肯定倾向 ,唤起国人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警惕和反抗 ,也迫使这些宗教文化事业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个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提法 ,一度泛化为人们集体记忆中对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的全面认识 ,则影响和限制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美国对华投资研究

到20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列强和日本经济竞争的一个重点。列强不仅在贸易方面加紧对华商品输出,强占中国市场,而且加快了对华投资的竞争速度。本文从研究近代美国对华投资着手,论述中美投资关系的几个特点。     

日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895-1945)

甲午战败后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谋求全面的变革.在以日本为参照系进行的改革中,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向制度与文化层面递进.甲午战败促使大批青年涌到日本寻求强国之道,他们学成回国后对中国政治、军事、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译日书籍的传入对开启民智、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日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和策划反清的大本营.由此可见,日本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苦境中形成的文化观——辜鸿铭东学西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辜鸿铭,中国近代史上的怪杰,在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中,他谴责列强行径,为国家主权辩护;他挞伐西方文化,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并向西方倾力推荐,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辜鸿铭文化观的形成,除了受其早年的经历和西方浪漫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之外,还因为他学贯中西,文理兼通,比同时代人多了一份跨国性文化交流与比较的世界眼光。他的东学西渐对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产生了的巨大的影响,也赢得了西方人的尊敬。也为我们今天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很多启示。     

论近代日本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

日本的近代化,亦即日本的资本主义化或称西化,既是政治上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制度的过程,又是意识形态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战胜日本封建主义文化的过程。尽管日本在这两方面的变革都极不彻底,但却极大地推动了其近代化进程。纵观近代日本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接触过程,大体经历了“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四个阶段。经过这种不断冲突和融合,东西方文化在整个日本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西方文化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文化。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论中日茶道文化的意境与精神气质

中日茶道文化是东方文化中的两朵奇葩,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中日茶道文化在意境和精神气质上有着较大区别:中国的茶道仪式自然随和,圆润融通,日本的茶道仪式则过于拘于程序和礼节;中国将饮茶发展为日常生活艺术,日本则将饮茶变为俨然清规;中国茶文化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日本茶文化则是高高在上的仪式文化。     

三十年代“联合”上海支局在华宣传和情报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逐步走上对华侵略道路。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新闻机构,不仅积极配合日本法西斯战争的宣传战,而且高度参与到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情报工作中来。日本联合通讯社(简称"联合")在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等机构的暗地扶植下在中国建立大量的支局,发展在华宣传和情报工作,成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大组成部分。"联合"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以其显著的个人能力和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工作成绩"卓著"。     

科学的国家化:20世纪50年代国家与科学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集中、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学术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组织的全面"国有化",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改造并确定其作为国家干部的政治身份,强调科学活动的计划性并从国家层面制订科技发展规划,在科学活动中实行并逐渐强化党的领导,以这些为特征的"国家化"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策制订者强调科学与国家发展需要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科学管理体系,由此实现了国家对科学资源与人力的集中控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对科学的利用.这种科学国家化的进程,即科学的国家化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一元化共生,体现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冲突与促进:十九世纪时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其影响

19世纪时,中国各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不断发生,引发强烈的政治冲突;西方传教士热衷在中国办学,传播宗教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四书五经大相径庭,引发文化教育上的冲突;民间涌现反洋教宣传,抨击基督教为"异端邪说",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两种异质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之所以出现,与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直接关系,更与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天然差异、基督教的侵略性、中国民众保护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等有深刻关系.这些冲突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改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基督教内部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乃至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变化.     

日本实业家冈崎嘉平太对中国的活动和认识

冈崎嘉平太是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事业建功甚巨的日本实业家。冈崎所以能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状况下长期坚持对华交流活动的思想动力,既得助于其非凡的战略视野和对中国国情及国民性的理解,更根植于笃信中国在市场及安全保障方面于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所具的重大意义这个对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