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乡土小说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和诸多乡土作家一样,莫言始终关注着乡土大地的苦难,不同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往往隐含在狂欢化的叙事背后。狂欢化的感官描写、狂欢化的杂语写作等话语策略与苦难主题的结合,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综观莫言的创作,狂欢化的艺术世界奇谲瑰丽、丰富繁缛,展现了其作品厚重的文化美学品格。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从颁奖词看莫言小说的域外接受

依凭对“高密东北乡”的独特叙事,莫言已成为国际文坛重要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莫言已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10次以上.各类文学奖的颁奖词虽高度凝炼,但也准确地概括了一些作品的重要特征或一位作家的创作成就.文章以莫言小说的部分颁奖词为据,分析他的小说在域外的接受情况.     

在"现实"与"观念"之间——论1990年代的乡村小说叙事格局

基于时代变化,1990年代乡村小说叙事呈现出现实凸显、观念尚存的形态。以关注现实和偏离现实为标志,具体分析现实主义冲击波和以陈忠实、莫言等作品为代表的乡村题材小说创作,试图从宏观上对1990年代的乡村小说叙事作整体的归纳、概括,并进一步对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之流变及其特征作出解释。     

生态与魔力:东西小说的叙事启示

苦难的成长经历使东西小说始终呈现出对底层民众情感的倾斜和审视,他的前期小说侧重对底层民众生态进行原汁原味的叙事,桂西北的红土地是他前期小说的重要风景;后期小说的叙事领域侧重在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对社会弊端和人心失衡进行无情的审视与批判.而对名家作品的阅读使其获得了不少小说艺术创作的感悟,帮助和促使他一直暗地发力,超越自己,苦心孤诣地谋求用富有魔力的叙事来呈现人们内心的秘密地带.     

莫言乡土小说的悲苦主题

作为当代著名的乡土作家,莫言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充满着对苦难和悲剧执着呈现。他不回避也不遮蔽乡土世界存在的一切苦难和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而是赤裸裸地执著于展示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各式困苦和悲凉,他以他的真诚和良知展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乡土世界。苦难和悲剧是莫言乡土小说始终不变的主题。     

莫言小说《蛙》戏仿叙事艺术探究

莫言小说《蛙》是一部结构独特的作品,是莫言近几年来推出的力作。小说采用书信与话剧相叠加结构完成。在这一新颖结构支持下,作品大量采用互文叙事技法,特别是戏仿手段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作品内容,增强了作品趣味,而且还深化了作品主题,突出了作者的反思意识和作品整体的反讽效果。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自叙与客观展示相结合,多声部共鸣,混响效果突出,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小说《蛙》叙事艺术值得深入研究。     

论莫言小说的自涉互文性

莫言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所形成的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呈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增补或改写,因而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莫言"作为叙述者的现身说法或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这种互文性还具有文本间的对话性质,产生的是不确定性与增殖性的意义。自涉互文性凸显了莫言早年以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为核心的苦难记忆与生活经验对其"高密东北乡"文学(小说)王国的决定性影响。     

“动物性”本能书写与莫言的生命体验

人类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相通的一切属性,它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是生存的本然状态。动物性本能书写是莫言小说的重要特征,它在作品中表现为食的动物性回归、性的动物性张扬、感觉的动物性位移和人物变形为动物等文学形态。莫言将动物性书写纳入文学实践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童年时代的饥饿与孤独经历是动物性书写的主要思想来源,荒诞年代对人类兽性的异化所造成的恐惧是动物性书写的直接体验,无形的礼教桎梏所带来的伤害使莫言痛心疾首。这些曾经的生活历程使莫言感受到历史的苦难、人性的复杂,从莫言生命的体验来考察其作品中的动物性书写对于理解莫言的创作尤为重要。     

论莫言小说世界的空间性价值

莫言在自己3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构筑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充满想象的话语叙事中,展示了特殊年代人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时空。小说描述了民间话语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莫言以历史文本的阐释者,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张力,从而建构起小说时空的辩证法。     

莫言小说儿童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的演变

莫言创作的儿童叙述视角前后出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198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注重孩子的"听"和"看",展现外在于孩子的世界;1990年代的作品中,注重从孩子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出发,展现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21世纪以来的作品,以《四十一炮》为代表,作家让一个孩子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没有被政治、文化、经济所束缚之人对他进行阻拦和打扰。从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说一句话,到2003年《四十一炮》中罗小通整篇的喋喋不休,经过了近20年的创作路程,莫言完成了其小说创作儿童叙述视角叙事方式的转型。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身体视域与莫言小说发生学

在以往研究中,域外视域（如福克纳与马尔克斯作品）和民间资源（农村生活与志怪传统）等因素对莫言小说的影响都得到重视和强调,然而艺术家创作状态有其微妙之处,仅仅依靠对作家的时代背景、阅读资源和生活经验的探讨,未必能解开莫言小说创作的独特奥秘。感官化与肉身性,是莫言小说在1985年前后表现出的个性化特征。本文以身体书写为视角对莫言小说初创期（1981—1984年）与1985年前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身体书写在莫言小说创作发生学中的表现、地位与影响。在对身体感觉的多重书写中,莫言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再现论思维方式对其的影响,实现了个人创作的“身体转向”。经由身体书写视角,我们可以对莫言小说生成的动态过程、内在动力和影响因素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透视。     

底层视阈下鬼子小说的苦难叙事

广西作家鬼子,以底层的苦难叙事为其文学书写的内在核心,他的小说无论于故事设置层面还是在话语讲述层面,在底层叙事中,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从其叙述苦难的方式、追问苦难的根源以及人物承受苦难的方式等方面,探讨了鬼子小说的苦难意识。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多元叙事模式下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

叙事模式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概念,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叙述者、叙述视角、叙事技巧是叙事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小说中,不同的组合组成了不同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莫言的小说以它的叙事性被许多人解读。莫言长篇小说在叙述者层面形成了客观型、主情型、体验型的交流体系;在叙述视角层面,形成了多维时空下的话语狂欢体系;在这种交流体系与话语体系中,凸显了作家独特的述史与叙事相结合的精神空间。     

论阎连科乡村小说的苦难意识

苦难叙事是文学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对生命生活的厌恶与恐惧是阎连科乡村小说苦难意识产生的根源,疾病、权力、自然、贫穷、爱情缺失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痛苦是苦难意识表现的具体形态,抗争苦难是作品人物应对苦难的最重要方式,也因而具有十分鲜明的审美意义。     

故事·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论莫言小说与传统说书艺术的联系

莫言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其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中国传统说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莫言小说中对故事的重视契合了说书艺术以故事为根本的首要特征.莫言的小说不仅包括故事,还包括讲故事的人,而讲故事的人的说书姿态使之与一般的含有故事和叙述者的小说区别开来.同时,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存在、互动、置换革新了传统说书艺术的“说—听”叙事模式.讲故事的人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追忆叙事模式、对谈、书信和诗歌等形式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极大丰富了说书艺术有说有评的叙事传统.     

论路遥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

黄土地构成了路遥的小说世界。路遥以他沉郁的笔触深情地表现着一代又一代黄土地上的人们特别是农民们苦难而又顽强的生活。路遥小说中除了始终贯穿的信天游旋律外,还把陕北方言融汇在作品的整个叙事话语系统中,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