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分割到协同治理: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创新

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和流域水污染属地化治理的特征打破了流域水环境的整体性,使得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地方政府的自利化倾向在分割治理体制下强化了地方利益,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突出,最终导致"公地悲剧"——流域水污染治理失效。如何在实现集体理性的同时满足流域各级政府的个体理性,实现激励相容,必须打破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行政分割,实现政府间的协同治理。因此,在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取向中,一是要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威,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三是要构建流域水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论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府际治理协调机制

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府际治理协调机制采取流域"公共能量场"、流域政府间电子治理以及流域政府间联盟等实现形式.较为一致的共性特点和优势是:强调流域政府间以及利益相关各方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确立起信任关系,流域政府间由此就可以更多采用协商手段来解决矛盾和冲突,进而更可以实现对流域水环境的合作治理.不过,府际治理机制亦存在着不足,实践中仍应考虑将其与中央政府主导的科层型协调机制有机结合以取得整体效应.     

澳大利亚流域治理的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探析——以墨累—达令流域为例

根植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以及联邦制政体，澳大利亚流域治理凸显出对府际治理协调机制的倚重，例如在全澳最大的墨累一达令流域治理中，政府间协议所表征的流域政府间联盟，以及各种协商性组织机构所展现的流域“公共能量场”府际治理协调机制等各种实现形式均得以强调和完善，进而有效维护了全流域的水资源环境。不过，由于府际治理机制亦存在着局限，流域治理因此也注意到了引入科层型协调机制以及市场型协调机制，以发挥一定程度的补充功能。这对于我国流域治理有着借鉴意义。     

我国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流域水环境污染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纵观我国各流域的治理过程,富于创意的有效制度的缺失是流域污染治理效果提升的瓶颈.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本文从目前流域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在创新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中国慈善事业的合作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共治不足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瓶颈,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相对单一、社会机制不健全、多元治理主体间边界模糊、合作治理机制缺失.建立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全社会的信任机制,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合作治理网络,实现多中心协同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突破口.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型协调机制:策略及评价

流域水权交易、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污水处理设施民营化等策略选择或是采取了产权自由化的设计,或是表现出对竞争机制的倚重,又或是将两者相结合,最终它们均可以增进流域政府间协调,减少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它们全部归为一种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市场型协调机制.此种协调机制对于增进流域合作治理,更深刻的意涵则在于,由市场发挥对水资源乃至其他各类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才能真正减少和规范流域政府行政权力的活动范围,进而抵制其纵容辖区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的地方保护行为,最终促进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和对负外部性的联合治理.     

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整合式”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个有机、协调、动态、整体的政策执行系统,将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有机联系起来,进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因此,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须跳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二元思维,采用"整合式"的视角,统筹考虑政策阶段间的相互关系,辩证地、系统地分析执行环境、结构、行动者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为提升公共政策执行力奠定理论基础。     

“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体系的影响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必将对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它将改变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体系的政策规范、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式,变"从紧"导向为"宽松"导向,鼓励按政策生育,同时将对奖励扶助政策、节育政策、惩罚政策、计划生育经费投入、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制等方面产生不同的重要影响。要有效落实"全面两孩"政策,需要相关部门变原来的"从紧"思维为"宽松"思维,变"人口是负担"的传统观念为"人口是资源"的新观念,用"与时俱进"的精神设计新形势下的人口政策规范、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式,树立科学的人口价值观、发展观、问题观和治理观,形成现代人口治理机制,实现我国人口可持续均衡发展。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     

区块链技术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优势、挑战与路径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迫在眉睫,但网络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落后,治理工作面临治理对象局限于网络空间、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网络法治体系尚待完善等主要问题.区块链技术所包含的时间戳技术及其可溯源防篡改特征、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其共识机制、智能合约技术及其自动化特征将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区块链技术具有一定的限度,其所包含的匿名性问题、去中心化特征、代码治理模式将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带来监管机制、传播机制、立法机制的挑战.对此,必须坚持开发区块链技术与监管区块链技术的结合、区块链技术与战略性前沿技术的配合、区块链技术赋能与党的舆论工作的融合,构建全方位、全天候、多层次的网络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系.     

企业集群的研究述评——一个既非市场也非科层的视角

企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组织现象。它的本质是一种既非市场也非科层的特定的治理机制,它作为一种企业网络系统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功能。从治理的角度看,它具有宗族的性质,能够创造信任和竞争优势,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科层的独特的治理形式——网络治理;从系统的角度看,它具有特定的结构——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和功能——能够协调和保护交易,创造控制优势、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尤其是利于创造网络资源和集群竞争力。     

纵横治理:关系视角下基层流域治理之道--以长江流域深度调查为例

传统中国基层流域的同质化治理,陷入西方提出王朝专制主义的理论话语窠臼,遮蔽中国基层流域全貌。其实中国地域并不是铁板一块,基层流域治理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基层流域治理存在两种治理逻辑:地理单元越小,横向治理越强,反之愈弱;历史进程越近,纵向治理越强,反之愈弱。同时,既存在纵向关系中国家行政支配的治理机制,又存在横向关系中社会自主联结的治理机制。因而,新时代推进基层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适应时代发展,既要从历史中汲取基层流域治理智慧,又要不断构建新的流域治理制度和体制,进而打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流域治理格局。     

社会转型背景的网络舆情监管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的转型期。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网络舆情的突发性、非理性、去个性化以及多元互动性，对舆情监管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舆情的治理模式表明，完善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建立专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能力，对构建和谐网络舆情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研究

论述了京津冀地区环境问题对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以及京津冀地区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了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新模式：建立跨区域环境治理专项委员会来处理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事务,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协调运转机制,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环境治理网络,加强政府与私营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环境治理上的合作.同时,也要建立一个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通过信息的共享来实现动态化、常态化、高效率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     

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精准治理的三重向度

精准化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目标旨向,大数据的强劲赋能为达成精准治理目标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以思维为先导、以技术为根本、以实践为抓手,是推进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精准治理的三重向度.就思维向度而言,关键要坚持创新思维、整体思维、靶向思维、动态思维;就技术向度而言,关键要利用大数据预测技术精准防患潜在意识形态危机、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精准满足网民思想文化需要、利用大数据推送技术精准传播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利用大数据还原技术精准追查不同治理主体责任;就实践向度而言,关键要精准实施治理方略、精准优化治理机制、精准打造治理团队、精准净化治理环境.     

我国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特征与建构

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各类金融活动参与者共同维护金融秩序、推进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相互关系；依法治理、市场决定、双向开放、风险可控、权责明晰是衡量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五项基本标准。当前，我国金融治理缺乏顶层设计和立法框架，没有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治理格局，监管职责和监管协调有待改进，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应发挥中长期规划立法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我国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几个重要关系，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体系的评估及改进机制，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和金融安全网，制定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习近平关于网络人才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路径研究

当今世界,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面普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竞争格局深刻变革,各国纷纷抢占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把实施新的人才战略作为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互联网+"新经济形态的创新发展、"网络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突破发展、网络空间安全潜在风险化解以及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角度,全面阐述网络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同时,针对我国网络人才队伍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素质偏低、结构失衡、布局零乱等诸多问题,提出通过积极营造尊重网络人才的生动局面,切实遵循培养网络人才的内在规律,全面集聚激励网络人才的体制机制,以及大兴留住网络人才的蔚然之风等具体措施来加强网络人才建设.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人才理论,而且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持续做好网络人才工作的思想武器和基本遵循.     

受众心理分析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受众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其不同的心理状态推动了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网络受众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泄愤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投射心理以及选择心理等多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些心理状态的成因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低以及受众理性精神不足。唯有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健全网络法治监管，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建立辟谣中介组织以及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等途径，才能培育成熟的网络受众心理，从而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     

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路径

涉数据网络犯罪以数据侵害为核心，主要类罪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作为信息化社会建设和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蔓延与异变，使个人法益、经济秩序和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危害。目前，涉数据网络犯罪刑事规制存在治理思路滞后、保护法益狭窄、规制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网络治理思路下适当拓展刑法谦抑性，调整法益保护类型与范围，实现刑法规制前置化与功能化，完善涉数据范围犯罪的刑罚措施与跨域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