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伦理: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公共健康伦理是生命伦理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作为一门新兴的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的交叉学科,它正在开拓自己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西方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公共健康伦理在地图上,在过去一些年里,生命伦理学家和公共健康专业人士已经开始极度关注这一复杂而尚未展开的新课题.它的大部分疆域尚待开拓."[1]公共健康伦理之所以具有广阔的疆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权利与善之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综述

公共健康领域的所有伦理问题都是围绕着"权利与善"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的.目前国内对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权利与善"这一主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国外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悄然兴起.随着研究的深入,"权利与善"的关系逐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虽然目前尚无学者明确提出将"权利与善"作为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主题,但从目前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权利与善"之紧张关系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协调二者紧张关系之迫切性.此外,传统的生命伦理学在遭遇公共健康时,由于其理论框架是建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过于偏重个人权利,这势必造成对公共健康这一共同善的忽视.     

被遗忘的生命层次——生命医学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批评

生命医学关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目标是健康;生命伦理学关心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命,目标是尊严。尊严和健康并不能穷尽生命的意义。人不但要健康地、有尊严地活着,还要追问生命的意义,这一层次的追问虽然不能直接解决生命医学和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却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给自然生命和生命伦理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生命伦理学何以可能

生命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门新兴应用学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兴起是必然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共同导致了诸多生命伦理的难题。作者旨在通过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追述,揭示生命伦理学产生的事实的基础,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生命伦理学的难题及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深刻的危机。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生命的"大同"与"大异"

生命伦理学击溃了生命的"大同"梦想,它要面对生命之"大异"的现实.生命伦理问题自古就有,但它受制于形而上学的大同梦想,唯有在其幻灭处,生命伦理学以生命之差异进入自身的问题论域.人之为被抛在世的生命存在,总已经被抛入"大异其趣"的生存境遇中.着眼于此"异化"的生命现象问题,生命伦理学得以诞生,它是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终结处展开的一种无体系的伦理学.生命伦理学遵循伦理思维,是一种"存异"的思维类型,它已经展现为某种纲领性的步骤,呈现出从"大异"着手向"大同"的某种邻近.生命伦理学有其最高追求,它从差异切入,进入生命之大同与大异的辩证视域.生命之"大同"隐匿在生命之"大异"的历史处境之中.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在一个呼唤"思想"的时代,生命伦理学必须制订更高的纲领以担负起思想的任务.     

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应用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之异同

针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杨通进主要论述了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异同.他提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传统的伦理学原理和原则的简单应用,它虽然要借助道德哲学和描述伦理学的相关成果与研究方法,但它不能代替道德哲学和职业伦理学,而只能是一种新伦理学.韩立新则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本质与价值倾向的比较,指出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应用伦理学本质的局限性,认为这样概括将不可避免地把环境伦理学排除出去,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挑战的是自由主义.肖巍则探讨了目前处于学术前沿的流行病问题,她从伦理道德角度考察了流行病的产生与持续、预防与消除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对全社会在面临流行病危机时所应采取的人伦关系以及基本原则进行了道德分析.     

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关于流行病的道德分析

针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杨通进主要论述了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异同.他提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传统的伦理学原理和原则的简单应用,它虽然要借助道德哲学和描述伦理学的相关成果与研究方法,但它不能代替道德哲学和职业伦理学,而只能是一种新伦理学.韩立新则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本质与价值倾向的比较,指出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应用伦理学本质的局限性,认为这样概括将不可避免地把环境伦理学排除出去,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挑战的是自由主义.肖巍则探讨了目前处于学术前沿的流行病问题,她从伦理道德角度考察了流行病的产生与持续、预防与消除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对全社会在面临流行病危机时所应采取的人伦关系以及基本原则进行了道德分析.     

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吗?

针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杨通进主要论述了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异同.他提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传统的伦理学原理和原则的简单应用,它虽然要借助道德哲学和描述伦理学的相关成果与研究方法,但它不能代替道德哲学和职业伦理学,而只能是一种新伦理学.韩立新则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本质与价值倾向的比较,指出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应用伦理学本质的局限性,认为这样概括将不可避免地把环境伦理学排除出去,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挑战的是自由主义.肖巍则探讨了目前处于学术前沿的流行病问题,她从伦理道德角度考察了流行病的产生与持续、预防与消除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对全社会在面临流行病危机时所应采取的人伦关系以及基本原则进行了道德分析.     

论公共权力的道德意蕴

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公共权力的产生、使用以及使用公共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就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公共权力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蕴。道德对于公共权力产生、公共权力运用及公共权力绩效评价的道德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生命伦理学研究诌议

"生命伦理学"概念的模糊性 "生命伦理学"这一概念到底是指什么?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从目前来看其涵义是十分混乱的.日本、新西兰Eubios生命伦理学研究所主任Darry Macer认为,"爱生命"是生命伦理学最简明、最全面的定义.     

"三生教育"的生命伦理观

"三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命教育,"三生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生命的根本宗旨具有内在一致性.生命伦理学是"三生教育"重要理论基础,"三生教育"依据生命伦理学理论,构建起具有特色的生命伦理观,这可以从生命道德、生命责任、生命价值、生命正义这四个原则中展现出来.     

论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实质

责任是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责任伦理是一种以恪守职责作为基本道德原则的伦理。公共健康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涉及到政府、公众、专业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责任。公共健康伦理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及其人文关注

当代生命伦理学虽然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生命问题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其引起的价值冲突与规范冲突等使这个兴起不到半个世纪的学科备受关注.而由这门新学科所带来的诸如生与死的精确定义、生殖方式的改变、基因枝术的负面效应、生物技术的商用价值等理论困惑也成了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重大课题.对生命问题的人文关注,也引起了伦理学理论的一系列转向.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础和特征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而出现的。但是 ,与传统的所有职业伦理学不同 ,它的学科基础不是社会分工 ,而是社会分群。这一点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性工作。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中的新质因素都会聚集到这个领域中来 ,而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更是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 ,而且会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转化为一系列新的规范。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公共管理的新型伦理关系 ,探讨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规律和机制。由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 ,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也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生命伦理学及其哲学前提

当代生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使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并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这是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生命伦理学并不在于为具体的问题提供标准的答案,或者提供判断、评价善恶的绝对标准。生命伦理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对这种标准的哲学思考。本文从生命伦理学基本内涵出发,在对目前生物医学技术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发展前沿问题的对策和视角。     

论恩格尔哈特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转向

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在思想上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生命伦理学基础》提出了一个包容道德多元论的俗世生命伦理学的道德结构,旨在回答如何在道德上约束道德异乡人的问题。由于俗世生命伦理学面临内容和学理传统上的阐释性困难,他转向宗教的生命伦理学。这是第一个转向。而在《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中,恩格尔哈特指出宗教哲学史上推论式理性的局限性,这引发他的生命伦理学的第二个转向,即转向皈依内心渴望上帝、具有思索性知识、践行苦行和礼仪的伦理体系的东正教。     

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

针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杨通进主要论述了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异同。他提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传统的伦理学原理和原则的简单应用,它虽然要借助道德哲学和描述伦理学的相关成果与研究方法,但它不能代替道德哲学和职业伦理学,而只能是一种新伦理学。韩立新则通过对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本质与价值倾向的比较,指出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应用伦理学本质的局限性,认为这样概括将不可避免地把环境伦理学排除出去,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挑战的是自由主义。肖巍则探讨了目前处于学术前沿的流行病问题,她从伦理道德角度考察了流行病的产生与持续、预防与消除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对全社会在面临流行病危机时所应采取的人伦关系以及基本原则进行了道德分析。     

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亦可译为生物伦理学)是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首先使用并给生命伦理学下定义的是美国人波特(Potter)。他认为:“生命伦理学是利用生物科学以改善人们生命质量的事业,同时有助于我们确定目标,更好地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因此它是生存的科学,有助于人们对幸福和创造性的生命开出处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大学伦理学教授J.P.蒂洛(JACQUES.P.THIROUX)在他著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生命伦理学包括了下列医学问题:治疗垂危患者、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杀死;行为控制;人体实验和书面同意:遗传学、授精和生育;孕期卫生保健及其费用;人口和节制生育、流产及绝育;紧张的医疗物资的分配、器管移植和血透析:医疗中的说实话和保密。简而言之,生物伦理学关注最广义‘治疗’问题,即不仅讨论医学意义上我们如何治疗病人,而且讨论特别是在事关疾病、伤残、垂危和死亡之时我们如何对待作为我们同类的人,如何同他们交往。”     

中国医改实践的生命伦理学困境与中国结构主义伦理学视角

本文从中国道德哲学的高度,从哲学和道德社会史、中国社会史和医学社会史等视角,在全面系统回顾西方国家伦理学史和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生命伦理学典范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宏观社会处境下,历史分析中国道德哲学和儒释道生命伦理学的思想传统与面临的挑战,重点是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生命伦理学实践,首次明确系统提出中国特色"结构主义伦理学和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理论视角和伦理流派,并阐述结构主义伦理学与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体系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范围内容、基本特点和结构性成因,尤其是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涵义。同时简要讨论中国现阶段"以群体和行业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文化。最后,文章依据结构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的若干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