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价值与发展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当代,儒学的文化基因,需要我们去解析;儒学的价值,需要我们去发掘。儒学的发展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一致,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的发展方向,通过全方位审视,多维度研究,科学地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自身的价值。     

论法律推理的三个逻辑支点

法律推理将既定的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涉及文本、逻辑、经验、信仰、知识、道德等因素,是对事实、规范与价值的逻辑分析。法律事实认定、法律规范识别、法律价值论证作为法律推理的三个逻辑支点,探寻解决法律问题的最佳路径,承载着对社会价值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法律适用中的事实认定与规范选择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只有进行价值判断,才能确认由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由规范判断向价值判断转换的逻辑机制,由此打开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通道。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康有为在儒学近代转型路上的三个失误

民国初年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孔教运动。这场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鲜明的文化民族特征,但领导这场运动的康有为"纳儒入教"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儒学的人文传统;而其"一教独尊"以及自觉不自觉地与皇权政治的结合又严重背离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儒学"创造性转换"终以失败告终。     

“专制”问题论纲——关于“重建中国思想史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

如何处置"专制"概念是重建中国思想史知识体系一个无法绕过的课题,单纯依靠辨析古今中外的"专制"概念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收集更为广泛的研究素材,考察更为全面的历史事实,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帝制与儒学专制"是一个事实判断,帝制及其权力结构完全符合分析性的专制定义,暴君暴政又契合了简单化的专制定义,现代政治学的"专制"与古代汉语的"专制"也具有通约性。因此,与其用简单化的方式"弘扬儒学"、"弘扬传统",不如适度超越"民主/专制"预设,全面评估"君主专制"的历史价值,进而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及相关的思想现象。     

胡适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及其价值

胡适对儒学的阐释一直处于理性探讨与文化宣传的交替互动之中.当他进行冷静的学术探讨时,对儒学展开历史(事实)判断和内在批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能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赞赏态度;但当他面临不断变迁的复杂时局时,在国内采取谴责态度,在国外又采取激赏态度.正是他的此种貌似矛盾的态度,揭示了儒学三方面的价值人类本性、发展品格和实用理性.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是的价值,就在于胡适坚信批判必须源于真实的了解之上.保守与创新并不是对峙的,而是基于共同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保守与创新之间保持必要妁张力,才能维护历史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社会事实的价值论分析

本文通过对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的价值论分析与批判 ,说明社会事实不仅具有规范社会、体现人的存在的价值性 ,而且它与人的世界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它与人们的社会评价活动也具有相互影响的重要辩证关系 ,由此表明 ,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不仅应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 ,而且也应从哲学价值论方面来考察 ,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把握社会事实这一广泛运用的概念     

也论儒学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个拥有深远传统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世界之文化性格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学理所当然地内涵着普适性的人类价值，包含着有助于新型文明建设的原理和法则，然而这些原理和法则只有进入现实世界之中，接受时代精神的灌注，在对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些民族时代课题的积极应答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的对话和融通中，才能获得生机从而实现其潜在可能性，否则就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信条和有待生发的文化“种子”而已。无论如何“弘扬”，儒学都不会作为一个曾经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复活，也不会作为一个既在的文化传统被零打碎敲地“去糟取精”。儒学不需要拯救，需要拯救的只是我们作为历史与权利主体的热忱和良知！     

儒学研究的新成果——读《儒学与传统文化》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它本为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并形成其独特的内容,又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直到五四运动,儒学受到猛烈的批判,儒学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才宣告结束。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时期内民族精神的体现,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正由于古代的中华民族有着这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观念、共同的信仰,才能长久地凝聚在一起,保持长期的兴旺发达。所以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     

简论儒学的现代价值

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也超越了时代界限,至今仍然富有生命力.因而,分析研究儒学的现代价值和发展趋势,探索儒学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汲取其精华,推陈出新,使之在现代条件下发扬光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拟联系东亚地区实际,论述儒学的现代价值.     

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之契合与冲突

作者依据儒家民本思想的性质特点对明朝邹元标之个案进行了剖析,从理论和史实上清楚地揭示了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对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文章指出,实现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具有实质合理性的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乃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需要。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引文及史实订补

《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发表颜炳罡教授《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一文,其中史实和引文有一些 疏漏,兹据有关文献予以补订,附带就个别问题略做商榷和讨论。     

试论赵国两次改革指导思想的变化

赵国历史上经历了公仲连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两次改革,这两次改革对儒家和法家思想在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有重要影响。战国初期,赵国改革时的社会思想是儒法并济,交相为用。而到了中后期,法家思想成为赵国社会思想的主流。     

论《三国史记》对原典的改造与儒家思想观念

关于《三国史记》从儒家史观出发对原典进行了改造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证据,往往把这方面的情况夸大。文中的神异描写、异象记录和本纪内容对《三国史记》改造原典以合儒家思想的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对于正确认识《三国史记》的写作目的和历史观提供了新的证据。     

秦汉天人相应哲学思潮的人文语境

周秦更替,秦短命而亡,其时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感通,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由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道德不一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王权尊崇上由东周的王权旁落到中央集权国家王权专制的转化;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由道德之意向究天人之际的天人感应转向。汉初为恢复生产,与民休养生息,而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为主导思潮。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随着儒学的制度化,五经成为两汉时代社会和人生的价值理想的载体。新莽期间谶纬之学得以流行,统治者把它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白虎观会议,就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原则、伦理纲常的规范、思想行为的准则,都做了规定,使儒学的制度化具有法定的意义。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儒家文化与藏族

在汉藏交往史上,儒家文化曾经对藏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央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向藏民族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是藏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明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的民间交往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