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中国文论精神与天地相往来

《庄子·天下篇》云：“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中国文论的精神再好不过了。中国文论与天地万物甚至庸常生活血脉相连、精神相通。从万物之理可以感悟文学之道．相对“抽象”的文学之理也可用花鸟草木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比。     

《校雠通义》与章学诚的义例观

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的重点在于论校雠、目录之学,其中申述的关于义例学的观念与《文史通义》一书有着整体的关系。《校雠通义》的义例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在于《校雠通义》的相关评说体现的关于史著的义例观,第二层在于这种义例观投射在本书的写作上,以其书的自成一体体现出来。章学诚的义例观始终围绕着史书编撰的宗旨与体例展开,《校雠通义》一书充分体现了他“辨章源流”的思想,在论史学、史传、史述、史意的各个环节中,他都强调对源流的清晰把握,并采取了会通贯穿、由博返约的学术方法。作为一部旨在于接续古代校雠学经典的专著,《校雠通义》寓含着“本末兼该,部次相从”的义例观,力图在“洞析幽渺”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充分体现了史家的眼光与识断。     

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互相紧密联系，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考察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其时的学术风尚，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及的高度。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

“原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既定事实。以《淮南子·原道训》、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韩愈《原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四篇为主而联系思想史探讨古人的原道观，考察这种体用思辨影响中国文论的生成，在系统建构上存在着体用本末的思辨执着，在具体的言说方式上体现为以言求意的本体论旨归、以物证道的体悟式批评、始琢终朴的相悖性达成三方面的特征。结合《原道》作品的存在形态可以观察到中国文论的“潜体系”特征：在理论上体用兼顾保证上下圆融无滞，在操作层面上则警戒于坐论玄虚遂使以用为主，这联系于文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可分离；在本体论范畴、体用性范畴、功用性范畴三者间总呈现出以用为主、以体统用的表达特征；在具体的论述方式上则呈现为用归于体、预期于与智者对话而求得“秘响旁通”的言说机制。     

章学诚的治学思想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01年),曾撰《文史通义》等书。他不仅独创文史校雠之学,大论作史的原理和体例,主张史学经世,强调“史德”、“史意”,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治学理论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今天仍有它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本着占为今用和批判地吸收占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将章学诚的治学思想归纳为八个方面,进行初步的评论。     

学术能否成为思想的风骨?

从 2 0世纪 90年代起 ,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 ,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 ,出版了《原人论》一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出版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 ,“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 ,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 ,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 ,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 ,“道”究竟是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 ,“各道其所道”。因此 ,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 ,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 ,归根到底就是“原人” ,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所谓心化 ,是缘于人之所以为人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有“心” ,有意识 ,有思维 ,有欲求 ,有情感 ,有一颗无比复杂的头脑和无限丰富的精神活动。人在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体验、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中 ,往往把天下之物心化 ,即把客观的世界和主体的精神相融合 ,从而以     

原人——当代文论的思想起点

从 2 0世纪 90年代起 ,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 ,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 ,出版了《原人论》一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出版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 ,“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 ,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 ,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 ,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 ,“道”究竟是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 ,“各道其所道”。因此 ,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 ,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 ,归根到底就是“原人” ,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所谓心化 ,是缘于人之所以为人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有“心” ,有意识 ,有思维 ,有欲求 ,有情感 ,有一颗无比复杂的头脑和无限丰富的精神活动。人在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体验、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中 ,往往把天下之物心化 ,即把客观的世界和主体的精神相融合 ,从而以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原人论”中“原人”一语的质疑

从 2 0世纪 90年代起 ,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 ,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 ,出版了《原人论》一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出版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 ,“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 ,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 ,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 ,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 ,“道”究竟是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 ,“各道其所道”。因此 ,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 ,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 ,归根到底就是“原人” ,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所谓心化 ,是缘于人之所以为人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有“心” ,有意识 ,有思维 ,有欲求 ,有情感 ,有一颗无比复杂的头脑和无限丰富的精神活动。人在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体验、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中 ,往往把天下之物心化 ,即把客观的世界和主体的精神相融合 ,从而以     

“原人文学论”深化研究之思考

从 2 0世纪 90年代起 ,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 ,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 ,出版了《原人论》一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出版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 ,“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 ,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 ,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 ,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 ,“道”究竟是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 ,“各道其所道”。因此 ,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 ,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 ,归根到底就是“原人” ,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所谓心化 ,是缘于人之所以为人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有“心” ,有意识 ,有思维 ,有欲求 ,有情感 ,有一颗无比复杂的头脑和无限丰富的精神活动。人在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体验、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中 ,往往把天下之物心化 ,即把客观的世界和主体的精神相融合 ,从而以     

“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

专业性、学术性集刊之异军突起,是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之一。这些学术集刊往往由学者个体或群体、学术组织或学术单位主持编辑,由相对固定的某一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些学术集刊的编辑情形有异,学术旨趣亦不尽同,但大都以追求高学术品质为依归。除个别例外情况,基本上都是连续性出版物。跨学科性、综合性是是这些学术集刊的“重武器”。如《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学人》《中国学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评论》《人文论丛》《国学研究》《公共论丛》《学术集林》《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视界》…     

追寻学术发展的轨迹——评《20世纪中国学术回顾》

回首20世纪,探究中国学术研究的嬗变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代学者殚精竭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王伯祥的《中国学术演变史》、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到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通过剖析潮流,辨别良莠,评判高下,厘清师承,均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作了精细深入的研究,为中国学术留下了清晰的印痕。如何展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心灵印痕?如何把诸多学者多年的…     

求新·履新·创新

从事学术研究日久，我愈益诚服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两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考索”与“独断”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一个学者须同时具备且娴熟地运用，方可“以之推代而成岁功”。作为学者的品格素质，先能“沉潜”然后方能“高明”，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     

文论四题

我国古代文论有其悠久而优良的传统。温故而知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对于我们当前文艺评论工作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文德古人论文,讲究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也要求评论者本身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情操,并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与审美理想。所谓“以德临文”,大体概括了这个意思。清代文论家章学诚在所著,《文史通义》中倡“史德”之说,其言     

《周易》与中国文论的诗性之源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幽赞神明之易象及元气浑一之太极,既为人文之元,也是中国文化的诗性之源。因此只有回到《周易》,才能真正寻到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根。诗性文论与《周易》的血脉相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文论的本体之“道”,源于易之“太极”的自然本元性和原始混沌性;二是诗性文论的思维之“方”,源于易由两仪、四象而太极的整体、直觉和象征性体认;三是诗性文论的言说之“法”,源于易说太极的诗画相谐、言象互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