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与述评：西方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研究概要

西方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在其含义及起源、分类及主张等层面展开,形成了＂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等理论流派。可以认为,民族主义是被利益驱动的特定民族认同和民族运动,具有自身无法消解的逻辑悖论。民族主义既是构建民族国家、推进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破坏国家统一、阻碍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     

论20世纪40年代罗家伦的民族理论研究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人类学视阈下的中越民族戏剧交流

立足中越民间文化场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野透视越南民族戏剧的起源与发展,可将越南戏剧的肇端追溯至古骆越族群文化,并在口述文化传统中得到守护和滋养。同时,中越两国民间戏曲的交流共生,是戏剧之民间性契合所释放出的鲜明的民族精神。     

导论：民族建构的困境

共同编辑了这组“民族建构的困境”的专文，再来写这篇引言，需要对学术框架做番介绍才是。主流的观念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应能大体对应一个“民族”，而“民族”的成员以共同的族群、宗教、语言和文化加以界定。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统一化的人口早已存在，于是自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但也有其他情况：     

云南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调适思考

将云南特困民族视为一个研究整体,梳理他们具有民族性精神文化传承发展的共有发展特性及其背后的动因,探讨促进这些特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民族性,保持与调适的优化路径和选择方向有着极高的理论价值。特困民族精神性文化的调适发展,重中之重是要恢复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自觉,重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再发现中来实现,而这其中的核心关键就在于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该对族群内部个体的发展体现出价值和意义。     

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

民族学、人类学经常将民族作为表述单位来使用。然而 ,人们在使用的时候却发现它充满矛盾和悖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民族拥有多种语义和多条表述单位的边界。其边界主要有三 :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政治性表述 ;地缘性文化发生形貌和地方人群的历史性表述 ;某一个具体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策略性表述。三者的边界相互交错但不重叠 ,有时甚至发生冲突。在三者的互动过程中 ,“主控叙事”的权力化总是处于主导地位 ,致使民族的历史性表述产生明显的“制造”性质。历史叙事与历史本身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就三种基本的历史性表述进行辨析与讨论     

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

中华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亘古亘今的老问题 ,既有“一元”论也有“多元一体”论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依据和面对的问题不同 ,所以解释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必然相异。本文认为 ,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长而又可作进一步的发挥。“一元”论可视为主体族群的核心 ,“多元一体”论可更多地阐明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特征 ;主体族群的核心作用规定着整体民族的发展方向 ,开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联系 ,同时也使整体族群中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其他异质族群。这种由主体开放特征形成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庞大的民族 ,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心态 ,并以之接纳或传递不同民族间的信息 ,回应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     

平埔族群的民族认同再论——以康雍乾时代台湾土地开垦及民族政策为讨论中心

清代台湾民族关系发展变化与土地的不断开垦有直接关联.台湾地方官秉承朝廷旨意,试图通过“护番保产”、“汉番隔离”等措施,缓和因土地开垦激起的民族矛盾,历经康雍乾三朝,与汉族移民不断接触交流的平埔族群最先认同汉文化,并最终走向汉化.其汉化原因虽多,但与清政府在台湾实施的民族政策有莫大的关系.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

在西方学术界和社会公共用语中,“nation”(国族)及其派生概念“nationality”(民族)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单位,而“ethnos”(族种)及其派生概念“ethnicgroup”(族群)则是族类学(ethnology)的专业术语,这两组四个概念各有具体含义和抽象定性,不可相互混淆或替换。我国社会媒体、学术界乃至官方机构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常有错位,特别是以“ethnicgroup”取代“nationality”来界定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做法,既不符合我国民族结构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也有悖于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而形成和持有的民族理论。     

略论清政府民族观及民族政策对促进各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的民族关系不但承上启下地演绎着过去民族交往中存在的各种现象 ,而且还继承、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流向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在我国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中华民族这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了既趋同又分化、相伴相生的“多元一体化”现象 ,为近代以后中国各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在此过程中清朝政府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于促进各民族的接近 ,最大程度地实现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一致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各民族在政治与文化上趋于一致性又为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构筑了基本的框架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器物民族志:中国西南民族博物馆与族群叙事

笔者将西南民族博物馆放置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社会语境之下,以"西南研究"的整体性框架加以审视,从西南族群历史表述的角度,针对该地区民族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博物馆叙事的四种模式--中原一边陲模式、进化模式、自然历史模式、交互模式,并将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探索二十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博物馆中所存在的族群历史表述和身份书写的几种路径.     

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族群体验的表达

表达既结合作家的体验和想象,又含纳和表现民族特质的族群体验,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命题.族群体验统一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族群体验时,选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接受了潜藏在其中的制度、规范等,裹挟了和现实生存境遇贴得较近的时代观念和精神,同时力图运用各族群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或者本族群古老文化传统中的精魂等.这些策略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民族”概念的困境、原因及建议——兼论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

民族学界对民族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并非真实存在,甚至出现了“去民族化”的思潮.民族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对话以及是否用“族群”取代“民族”概念等问题,原因在于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概念的歧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特性差异、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的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抓住民族发展的基本特点,揭示民族概念的一般内涵,探求民族概念的研究路径来化解其困境.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现代性品格

讨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现代性问题必然会牵涉少数民族电影与中国现代性、少数民族电影与电影现代性、少数民族电影与少数民族（族群）现代性等三个层面的关系。在媒介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广大电影工作者实际上无法避开现代性的视域来完成少数民族文化的电影表达，因而，放下传统／现代、国族／族群、我族／他族的对立思维，在一种平等对话中完成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基于此，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必然前景开阔。     

言说、意义及其关联——简论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的统一性

族群文化所建构的整体性为解读文学言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个人的言说看似零散实际却有规可循,因为它始终接受着语言秩序隐秘地引导.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统一性,二者在族群文化提供的广泛领域内相互促生、融合,这可在文学言说形象的演绎与生动的表达中得到印证.     

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在台湾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 (山胞 )的研究。 1 970年代后期台湾出现“反对运动”以后 ,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 ,“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 ,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 ,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 ,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 ,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这是大陆学界在应用“族群”概念和认识族群理论时所不应忽视的政治向度。     

黑格尔的民族精神理论及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启示

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一般原则,也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内在精神原则。黑格尔从民族精神与世界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等不同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比较系统与全面的阐释,为我们从国家与宗教等角度探讨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建构问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