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违约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人格精神利益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漠视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而不为其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并非现代法治国家所应该提倡的。应该依托《合同法》中违约财产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借鉴侵权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建立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设立行政公诉制度之研究

行政权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是最强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平衡依赖于恰当的立法及行政权力运作中的多系统的有效的监督与救济。行政公诉只是监控与救济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本文共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我国社会目前的一些领域需要行政公诉的现实,分析了影响我国行政公诉适用范围的因素。第二部分基于前一部分对我国社会现状及行政法治环境提出我国行政公诉的适用范围。     

论新时期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由于代表的利益和运作方式的不同,在行使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要妥善处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就必须树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观念;在执法过程中就必须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就必须运用好行政执法的救济制度和惩罚制度。     

论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的民法救济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国家负有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责任。受教育权目前还不是民事权利，但平等地位的第三人侵害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构成违反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民事侵权，受害人有权获得民法救济，具体的救济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更换监护人等。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想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它关系着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受救济的范围与程度,关系着行政权在怎样的空间上接受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进而体现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该重构,除国家行为外,其余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均应接受行政诉讼法的规范和调整。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这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国家权力滥用的有效防范,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第三人视域下故意侵权精神痛苦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

精神痛苦损害赔偿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在故意侵权领域中,实质受害人及相关第三人都可就其精神痛苦严重程度向加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并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第三人与实质受害人有无亲属关系直接影响加害人精神痛苦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借鉴英美法系的相关条款,大陆法系部分国家已相继制定并实施了第三人精神痛苦损害赔偿制度。中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仅对受害人基础权益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不符合保护受害人精神权益之实质。为此,有必要摆脱"无基础权益受损即无精神损害赔偿"的桎梏,有条件地认可第三人精神痛苦损害赔偿制度。其间,要合理界定第三人与实质受害人间的"密切关系"程度;规定第三人在侵权现场且以加害人知其在场情形为要;为了减少精神痛苦主观性带来的滥诉风险,建议附带第三人之严重精神痛苦的客观医学证据。     

法治视野下的涉诉信访与司法的冲突与平衡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是集反馈民意、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于一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利救济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但涉诉信访毕竟与当代的法治精神相背离,与司法的冲突难以避免,我们只有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使其发挥其合理功能。     

理性对待“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身权保护制度日趋完善的基础上出现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的法律意识下，理论界对立法、司法的乐观要求及公民的滥诉行为，不利于对人格权的有效保护，也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因其人身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因此要求以一定的财产赔偿进行救济和抚慰的制度。     

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宪法保障

在“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倡导下，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用权利制约权力是平衡控辩双方地位，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将普通的被追诉人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运用宪法来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之人权，则为当今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所普遍践行。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在提升权利之位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宪法救济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之宪法保障。     

公务员权利救济法律问题探析

公务员权利救济应当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其法理基础为特别法律关系理论、权利救济理论和行政法治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诸多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其中,重视法治、强调公正、注重程序、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行政相对人权利对行政权的制约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十五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实现依法行政关键在于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促进行政权的高效行使。目前我国对以传统的立法权、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相对较为重视,但对于其它权力制约方式如以权利制约权力尤其是以行政相对人权利制约行政权则缺乏关注。本文试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对行政权制约的若     

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对因国家侵权(包括行政侵权)造成行政相对人精神损害做出了经济赔偿的规定。在行政赔偿中增加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以下原则:法官的适当自由裁量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禁止滥用原则,数额适当原则,关注个体公平的差异性原则等。     

透析我国听证制度的宪政价值回归

在中国,法律意义上的听证制度更多的是运用于行政领域,已成为一项行政程序性权利。但是它的法理基础及宪法精神在宪法之中,并且由于现代宪政中权力与权利架构的特殊性,必然会最终导致听证制度向其宪政方向进行价值性的回归。     

重构侵害配偶权的权利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婚姻法中的权利救济制度只要求在离婚时适用,其自身存在的不足,客观上削弱了该制度功能的最大发挥,背离了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有重构之必要。一是建立我国婚内损害赔偿制度。二是完善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制度,取消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享有和行使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性的规定,赋予受害方配偶选择诉权的权利。三是拓展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及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侦查措施违法时的权利救济及检察监督——兼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

侦查措施违法时的权利救济与检察监督,具有保障公民权利、制约侦查权力和维护司法公正等功能.权利救济与检察监督联系紧密,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在实现权利救济及加强检察监督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应予以充分重视.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内容还较为原则,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分析

人类社会充满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出于对正义和秩序的不懈追求,人类在处理各种严重的利益冲突时,经历了由“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转变。而权力介入对犯罪的处理以后,也经历了权力扩张(权利萎缩)到权力受制约和权利被张扬和保障的演变。由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为解决冲突主要装置的刑事诉讼,应当追求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以此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国家考试立法构想

国家考试制度的构建会对个体和社会发展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本文着眼于中国国情,在审视国家考试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弱化行政权力的干预以保障社会个体自由参考的制度设想,指出国家考试立法应遵循公平原则、合法性原则、权利本位原则、社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组织考试及其公益原则等国家考试法基本原则,应保障应考者的参考权,并提出了国家考试权违法行使及其救济途径。     

浅议行政调查与基本人权保障

通过行政调查所获的资料完整与否,直接关系到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机关收集信息资料的活动也常与相对人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参与权)密切相关.因此,对行政调查行为的规范应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权力运作的法律底线.为此,必须严格适用条件,完善调查手段,规范调查程序,拓展救济途径,以保障公民基本人权,防止权力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