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

在价值哲学领域,法家毫不隐讳自己的功利主义的动机,而强调"以法治国"的功效性.他们认为实行法治,暂时痛苦却可以长久得利;实行人道,苟乐而后患无穷.可见,法家推行"以法治国"并非出于刻薄寡恩,而是出于国家畜强和长治久安的大利的考虑.因此,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     

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他们均重视法治。但由于所处地域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不同,故其法治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若进行划分,可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研究二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先秦法家的全貌。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家法治论谬误溯源

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法家法治论在我国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影响。法家法治论是对法家思想定性上的谬误。法治标准的误区，法家思想的误判，自我利益的误导，智识领域的误识，是人们将法家思想归结为法治的认识论根源。     

先秦法家思想的深刻底蕴和精神品格

先秦法家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思想的集中概括和反映,其哲学底蕴、价值观念、治国主张以及人文精神,都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正是它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并一度独领风骚的活力所在。一朴素的进化史观,是先秦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     

法家分光镜下的中国现代思潮

在百年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法家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思想主题,可以起到学术分光镜的作用。因为,法家同时牵连着现代中国兴起的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等几种思潮。法家与这几种思潮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法家为理解、反思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提供了一个公共的通道。反过来,法治主义、国家主义、专制主义亦可以烛照出法家的某些侧影。法家所具有的学术分光镜的功能,有助于我们通过法家这一学术思想主题,促成法学、哲学、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之间的整合。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秦始皇实行法治疑论

秦始皇是重视法的，也制订了不少成文法。但是有法不一定就是实行“法治”。第一，秦始皇有法不依，等于无法；第二，在先秦时，法治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的，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与法家学说颇多不合，他通过烧书打击诸子之学的同时，法家学说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第三，实行法治的最理想的人选应是法家，但在秦的朝廷中，秦始皇并未任用这些人，他们在秦的命运不佳，像韩非入秦即被关入监狱，最后被药死，遭遇更为悲惨，第四，秦始皇是从“百家争鸣”的时代生活过来的，治政不主一家，而是几家并用，是个实用主义者；第五，封建社会里的法是治民的工具，不能治统治者自己，这既缺乏公正性，也失去了法的普遍意义和作用。再说，中国人民受儒家思想教化很深，自称“礼义之邦”，讲究伦理、道德、良知、人情等，而这些往往是法所干预不了的。这就决定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法治的条件，不可能实行法治，秦代亦是如此。     

秦后法家及其发展变迁

秦后法家是指自秦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被史家列入法家的那些人物和著作。它包括刑名法家、治狱法家、校订法家和注释法家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大致反映了法家在秦朝之后发展的几个阶段 ,即汉初的刑名法家、汉中期以后主要发达于宋明的治狱法家、唐代及其以后的考订法家、清代的注释法家。从这四个阶段的前后相继中 ,可以看出法家从站在法律之外的治国之道到着眼于法律之内的条文注释的演变 ,从自成一家的法治学说到可以归属于任何一家的律学 ,从而结束法治学说历史的变迁     

法家的经济伦理思想

法家是先秦时期提倡法治的学派。这个学派在战国时期属显学，是个大学派，而且分支众多，各诸侯国几乎都有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但从法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主要可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     

中西古代“法治”思想之比较——评析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理论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理论分别代表了西方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最高水平,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论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的法治思想既有重大差异又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 ,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国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是统治阶级交替运用之策,其中法家主张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其从登上历史舞台后就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在治国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并发挥重要作用。     

儒家法治：学理可能及其现代生发

儒家是不是法治论者，或者儒学是否蕴涵有法治理论，这是时常被忽视但又确可深究的理论问题。相比而言，法家法治在法治与功利之间构建起逻辑严整的体系；民主法治在法治与权利之间构建起相辅相成的体系；儒家法治则在法治与道德之间构建起体用兼备的体系，可谓一种尤为独特的法治类型。现时代重新审视儒家法治及其学理基础和生发可能，可以将中国文化传统维度引入法治视域，由此洞察为法家法治和民主法治所忽视的一些方面，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法治构建开拓新的维度，具有现实意义乃至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