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失范成因的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行为容易失范,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在于利益驱动与公共权力的流失,新旧体制摩擦和行为规范“断层”,传统的制约机制难以发挥最大效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尚不健全,加之道德约束乏力和历史文化原因,导致政府行为失范。为有效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当前必须加强行政立法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改革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强化行政监督,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政府行为规范化建设问题。     

解析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与其他职业伦理的区别产生于政府组织制度安排的不同。由于政府组织的差异 ,导致了行政伦理的特质和构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行政伦理可以分为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府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 ,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官员个人的伦理。行政伦理是一种派生性、非自律性的伦理 ,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外部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是最重要的。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首先要诉诸法制 ,要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建设的作用 ;法德并施 ,以法为重 ,以他律促成自律。行政伦理要重点根据政府组织的特质处理好权力运用中的困境问题。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形成良好行政伦理的关键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一种财政视角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讲 ,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 ,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性行为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 ,而财政分权模式又是影响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首先探讨了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的关系 ,然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如何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产生激励不相容性 ,进而扭曲了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激励。最后 ,提出了若干旨在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财政体制改革建议。     

地方政府行为与县乡财政困难的形成——基于两种预算约束的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困难的形成有很大关系。理性的政府官员在晋升的政治博弈中会通过各种方式突破预算约束使公共经济行为个人化。虽然财政困难与公共融资机制的缺失、公共支出的集中以及单中心的公共决策紧密相连,但这三方面的制度缺失从根本上还是根源于政府官员公共行为的私人化。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要从规范政府行为出发,建立以权力制衡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的公共财政。     

宪政规则下的社会秩序构建与公共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作为社会公众监督政府的重要载体,其本质是从制度层面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是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宪政的核心内涵是限制和约束政府行为,其本质是"限政",这也是宪政经济学的灵魂,其目的是要通过最高层次的规则性约束对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加以限制。现代公共预算的决策过程必须在宪政规则的总体框架下实施。其制定过程也是现代政府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在宪政规则的作用下,社会和谐秩序得以构建,同时也为政府公共预算的改革确立了"源规则"。     

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制度约束

在提供属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俱乐部产品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比较,做出搭便车与否的理性选择,其行为受俱乐部产品供给的成本收益比较、地方政府部门的规模、官员工作能力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搭便车行为,需要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采取适当的制度来予以约束。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信赖与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等,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治规则、产权制度、惩罚机制等。通过适当的制度约束,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官员在俱乐部产品供给与消费中的搭便车动机。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环保约谈制度的作用机理与实践优化

环保约谈是中央环保部门督促地方政府切实履行地方环保主体责任的行政工具，既有研究发现环保约谈能够迅速生效但效果难以持续，个中缘由尚未得到有效解释。文章引入组织注意力分配理论和多委托多任务结构，以地级市空气质量为例构建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分析环保约谈制度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保约谈通过改变主政官员注意力分配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行为，进而改善空气质量。不过，主政官员变更会打断这一作用传导。在这一作用线路中，地方治理多任务之间的注意力竞争与时序变化深刻塑造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最终导致环保约谈的效果难以持续。为此，需要进一步优化环保约谈制度的技术设计，建立事后不定期回访和再问责机制，延长并巩固约谈压力，提高环保议题在地方政策议程中的优先性。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