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认同:新疆政治文化转型刍议

实践证明:公民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有着天然的契合,政治文化转型有利于增进国家认同,而"民族政治文化"不利于国家认同。面对现代化、全球化、风险化的时代趋势,新疆传统政治文化面临挑战与危机。从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型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必然选择。     

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

作为政治自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民族的自觉,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具体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样式也各不相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本身即蕴含着国族资源,且系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实现了由国族建构引导诸民族自觉的基本传统。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网络化时代,面对诸如单一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及非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及困扰,中国尤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明确国族话语,积极引导民族自觉,在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及其人类文明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治理语境下我国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理念、话语和模式

政治传播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已经对党的执政能力、政府公共行为、公民权利保障等国家治理基本要素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当下的政治传播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治理语境下实现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的全面现代转型。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国家认同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复杂的实践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增强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意义重大。民族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认同必须在民族文化的事实与引导构建的规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无论是对民族研究的原初主义的客观范式还是现代主义的主观范式,均不能很好的协调民族、文化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只有在尊重承认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客观性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各少数民族文化朝一体性、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能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平衡,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赋予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探索。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内生性演化:中国文化传统的政治哲学内涵和使命

走出专制、封建意识形态等众多标签的笼罩,同时区别于文化保守主义,内生性地演化出中国文化传统的政治哲学内涵和使命,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下中国历史性实践所要求的重大文化建设课题。它要求正视中国文化虚无主义的合理性,防范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漫性,理解现代化的资本主义规定性,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历史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翘翘板游戏,希望与危险并存。但唯有深入游戏,中国才能建立体现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现代国家制度,从而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重价值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属性对国家治理主体需要的满足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治理价值，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价值的深层次论证与进一步要求。国家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同步增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目标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方法价值、发展价值，引领价值信仰、夯实认同基础、培育时代新人、汇聚治理合力、推进守正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福柯的政治技术论及其启示

揭示并批判政治技术从传统到现代国家的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是福柯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富有创见性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权力统治方式的独特微观历史考古与谱系学研究,福柯提出政治技术的相关概念,认为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统治的方式是一种传统政治技术.他把现代国家的本质视为日益工具化的政治技术,认为现代性政治技术的日益普遍与强化形成了新的全景敞视与统治,也造成针对个人的"全景敞视主义",走向启蒙理性自由的反面,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术.为克服现代性国家治理的困境,福柯提出政治技术未来发展要走向政治艺术,形成了政治美学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福柯政治技术论对深刻认识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本质及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开创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孔孟开创的国家观传统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孟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孟的国家观传统主要有:天作民为的国家起源说、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观、事君安邦的国家主义和仁政礼教的治国方略。研究孔孟的国家观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同时观察中国的政治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变迁。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追求现代”,而达致“现代”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叙事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主体。民族国家叙事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复杂形态。     

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以十七年文学为基础的"红色经典"文艺一直被世人所误读,只有用"经典红色"文艺才能够消除各种误读,还原其真正的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因而,理解十七年文学,必须走进它产生的现代性起源语境。其现代性主要来源于"五四"产生的政治启蒙现代性,目标直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反而是现代性的。     

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经验与启示——从近代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与文化转型谈起

近代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以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神权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改革,完成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从而使土耳其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转变为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转向现代欧洲文明.土耳其在近代的发展历程,宗教政策方面的曲折的实践经历,也为我们当前新疆社会转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和借鉴经验.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跨国婚姻关系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以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为例

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变迁反映了两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随着国家界限的确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国婚姻的基础正在发生从传统社会文化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它带来了跨国婚姻性质的改变,甚至可能由此带来该区域社会稳定形态的重大转变。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

建设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各项政策的出台。同时,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有助于政治人格的健全和完善,有助于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政治现代化的成效。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我国需要在培育社会主义的民主意识,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处理好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创设精英载体等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