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在:人与文化的本质性关联——一个文化安全研究的文化哲学视角

从事文化安全研究,首先要明晰人与文化的关系.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与文化之间具有一种共在关系.一方面,人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象征;另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具有属人的性质和人为的必然,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离不开入的存在.人与文化的共在关系使得文化安全研究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的现实性意义.     

共文化的理论框架与演进轨迹

共文化传播是指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成员与优势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活动。共文化理论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为理解文化内部各群体间的互动机制提供了参考框架,也为探索文化、权力与传播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在全面引介共文化理论的基础上,跟踪国内外共文化传播研究前沿进展,发现其具有研究方法多样化、实践类型丰富化、身份界定复杂化和理论应用世界化等四大趋势,并认为共文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儒学与东北亚文化的深层思考

东北亚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还是儒学文化。儒学在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上都曾在文化领域占居过主导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今正像一位富有远见的韩国学者所讲的需要有更高的政治能力和文化方面的成熟程度,改变东北亚地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建构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建设主体过于单一所带来的困境,在客观上要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形成“多元互补共供”的治理结构。为此,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文化事业单位社会化改革,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实行供给与生产分开的执行机制,强化服务过程的监管。     

利用海洋生态资源 建设新的海洋文化

2014年12月20日至21日,由光明日报社、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和浙江农林大学主办,浙江省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和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承办的第四届"美丽中国·水生态研究"高峰学术论坛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浙江省政协原主席、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国富,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会长陈艳华,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浙江省林业厅原厅长、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楼国华,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副秘书长许利群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南京林业大学曹顺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教授、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闫彦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张跃西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和亥姆霍兹联合会环境研究中心(Helmholtz UFZ)沈百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邱斌教授、井冈山大学姚声正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本刊将分两期刊发此次论坛部分专家的发言稿,以飨读者。     

水文化与水生态文明关系探讨

2014年12月20日至21日,由光明日报社、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和浙江农林大学主办,浙江省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和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承办的第四届"美丽中国·水生态研究"高峰学术论坛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浙江省政协原主席、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国富,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会长陈艳华,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浙江省林业厅原厅长、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楼国华,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副秘书长许利群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南京林业大学曹顺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教授、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闫彦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张跃西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和亥姆霍兹联合会环境研究中心(Helmholtz UFZ)沈百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邱斌教授、井冈山大学姚声正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本刊将分两期刊发此次论坛部分专家的发言稿,以飨读者。     

简论冯友兰的文化哲学

对文化哲学的阐述,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冯友兰的一生致力于解决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他肩负着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历史使命,从别共殊的思维方式出发,在横向即中西问题上强调文化类型,在纵向即古今问题上强调抽象继承,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哲学.     

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研究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为了巩固数字资本霸权,数字资本主义竭力塑造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数字文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这种数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社会主义数字文化正是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批判思想史,从意识形态蜕化、技术应用异化和社会再生产虚化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数字文化的幻象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的生成勾勒了一个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认为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土壤中探寻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生成的逻辑主线。文章的现实指向是：基于所有制、分配制和技术应用角度,探索构建人民共有、人民共享和人民共治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共生有两个层面的理论依据: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这一历史过程就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对共生性的探讨,积极建构两者之间的共生机制,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共构互文性模式下中原武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共构互文性理论为跨媒体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也为融媒时代中原武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共构互文性模式下中原武术文化对外传播应以武术文化信息为传播内容,将文化的选择接受作为考量和调节器,挖掘武术文化信息的共构互文性内涵。一方面,通过语际互文将武术文化信息用多种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媒际互文确定武术文化信息所采用的多种媒介。中原武术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通过直接语码转化式传播、再语境化传播和跨媒介集成式传播的具体途径来实现。     

布依族生计与耕牛文化的共变机制研究——以一个黔西南布依族村庄为例

生计和文化是人针对特定生存环境进行加工作用的结果.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认为生计衍生文化;二是生计是特殊文化创造的结果.这样的因果分析很容易陷入研究中"鸡和蛋"的谜面.调研中,发现生计从传统的种植业转向外出务工后,村庄原有的耕牛文化基本消失殆尽,而耕牛文化的消失使牛逐渐由一种"神圣的犁田工具"转变为商品牛,成为村庄的另一种生计手段.     

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美共荣发展与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研究

青海多民族文化的发展特点是"和美共荣",其模式表现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自我认知、相互尊重,互动交流、团结进步,和美发展、共同繁荣。青海多民族共荣发展现状成为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现状场景的微缩景观,是凸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重要展示区和先进区。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同心文化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同心文化是统战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逻辑严密又相互贯通的理论体系。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主体平等性与归旨一致性是两者共有的鲜明特色,也是彼此融通发展、深入契合的桥梁纽带。两者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源流、独有的理论视角、伟大的实践条件和统一的奋斗归宿。进一步研究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同心文化互动发展,厘清发展脉络,梳理核心内涵,提炼时代特征,有利于找准两者互动发展的切入点,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养同心文化丰富内涵,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意义深远。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文化和文化矛盾

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文化"是人类对生存意义的追求,它体现为一种活的精神,这种精神塑造着人和人类社会,并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总体性、超越性把握,是一个动态的、处于生成中的把握。文化全球化是当今文化发展面临的现实和必然趋势。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文化全球化面临着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样、冲突与共生、固守与变革等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系统中,人类文化生生不息,演绎着复杂多样而又鲜活生动的历史。     

文化先进性与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

文化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可比较性以及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文化自信要基于文化的特殊性更要基于文化的先进性,先进性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是否承认文化的先进性是衡量是否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标准,判定文化先进性的根本尺度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总方向和总目标。     

文化发现与发现文化

人的本质在于文化,而文化是需要表达的;文化需要表达,而表达则是需要发现的。对人和人的一切行为方式洞察的表达就是文化发现。文化发现作为人类学洞察性的一种文化表达,便赋予我们一个发现文化的使命。发现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类学的一种应用。     

文化与文化力

文化是精神性的存在,以"精"—"神"看待文化,必须建立"文化"与"文化力"统一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迈进"文化时代",突出表现为文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综合国力"、"软实力"、"文化强国"的提出,就是文化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标志,为此必须在理论上建构国家文化的战略话语:"文化力"是总体性话语;"文化时代—国家文化战略—文化力"是国家文化战略的话语体系的理论表达。"文化力"是"文化"与"力"的统一,从"文化"向"文化力"的概念演绎,是文化发展由理念向战略的扩展,是基于"力"的文化理性和对于"力"的文化自觉。由此可以建立由性质、大小、方向、作用点、合力五要素构成的"文化力学",形成基于"文化力"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战略。具体地说:"力—人文—化成"的文化理念;"培育—评估—激发"的"力"的发展战略;"意识形态—文化形态—文化规律"的"方向"自觉;"着力点—互动点—转换点"的"作用点"战略;"文化生态—文化理解—文化体系"的"合力"理性,以上几个方面构成"文化力"的话语体系和战略体系。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或同一性,但一旦超出特定范围,二者之间就有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和区别。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从属于地域文化,而游牧文化则从属于经济文化;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的分布与草原地带的分布则不尽相同;从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从其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文化产权和文化安全

在文化经济时代,民族国家宝贵的文化资源可以通过资本化的运作把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于是,文化像知识产品一样,也有了财产权利的问题。在全球性的文化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为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制定了细密而严格的国际条约(各种知识产权协定),出于调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资源来制作文化产品的需要,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西方发达国家却不急于为文化产权的保护制定国际条约,反倒有意让文化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处于毫无约束的状态。当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去制作文化产品时,它不必在乎什么产权问题,不必为产权的问题给中国付任何费用;而当它把文化资源制作成文化产品具有了可贸易性之后,在对中国出口时就大讲财产权利了。把文化产权从知识产权中分离出来,尤其是强调文化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尽平等的全球性文化竞争中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文化产权得不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资源在经济价值被窃取和利用的同时,其文化价值也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破坏、被贬抑、被糟贱,进而对文化资源在本国的持续挖掘和利用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不折不扣地成了发展中国家一个相当严峻的文化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