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将移居老年人作为一个非均质的整体进行研究,描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意愿上的分化,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移居老年人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并不强烈,流而不迁的非永久迁移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在个人特征方面,来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定居;在经济适应层面,收入并未对移居老年人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社会生活层面,城市生活满意度和社区参与频率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心理适应层面,身份认同、社区关系、社区归属感对其定居意愿的选择没有解释力。     

金融危机背景下湖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分析

女性是农村外出务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外来者与性别身份往往使其面临着较多的流动风险与就业风险,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其处境将更为复杂与艰难.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金融危机对不同行业务工女性的影响并不均衡,不少务工女性在多年的流动中主体意识、主观能动性及抗风险能力都得到增强.我们试图通过对湖南这一劳务输出大省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考察,来了解和把握金融危机以来不同性另q农村劳动力的外出特点、就业状况、权益需求、流动趋势和择业意愿的变化,从而为健全政策法规、制定相应对策提供现实依据和参考,以此部分削减金融危机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外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转变,但外出的各种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双变量列联表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有影响和无影响两个群体的个人特征和迁移流动特征可知:是否生小孩、外出距离、居住地、职业是引起这一差异的重要变量,第一次外出年龄、外出打工时间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差异的出现.由此推知,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广度和深度.     

增权理论因应下的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

青年农民外出务工是青年农民走向现代社会、接受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是改变中国城乡结构、农村及农民状态的重要渠道。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城市文明的需要。因历史遗留、现实制约、观念偏见、主题特性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现阶段对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不足。在增权理论的指引下，通过个体的文化增权、企业的组织赋权、社会的政策维权，建构整体性、系统性的维权方略，是提高青年农民工维权实效的最佳选择。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80户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

研究基于农民旅游消费意愿的相关理论,采用浙江省780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旅游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旅游消费意愿受到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越高;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较高;参加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农户,其旅游消费意愿也较为显著。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房价上涨的视角

如何吸引和留住更多的知识型人才是影响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基于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劳动力之间的特征差异,通过个体、组织和城市三个层面构建完整的影响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因素体系,并重点关注房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整体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分组情况下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性。此外,个人和家庭收入状况、组织对员工职业生涯的管理及城市级别对知识型准移民再迁移意愿的影响也较大。     

宿州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转移就业中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

为深入地了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在城市打工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制定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并为此开展了调查工作。以宿州市为着眼点,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在职业规划、阻碍外出打工影响因素、在外打工维权影响因素、城乡差异影响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顺利实现转移就业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员工离职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7家国有企业共计4 17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国有企业员工公平感、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愿之间的实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分配公平、公司参与、工作参与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申诉机制对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2 )工作满意度对离职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分配公平、公司参与对离职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作参与、申诉机制对离职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4)公平感对离职意愿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平感对离职意愿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公平感通过工作满意度对离职意愿产生间接的负向影响,并且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安康市3县1106个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文章利用在陕西省安康市的农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了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资产、存款、劳动力数量等都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教育水平、风险因素等对农户收入有负向影响.     

农村外出务工年轻女性的安全流动与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的调查

目前,农村年轻女性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其个人生活安全与劳动权益较难得到保障。这类问题的产生既表明农村年轻女性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尚不足以规避外出流动中的风险,也反映出用工单位守法意识的淡薄以及我国职业教育的偏差、劳动监察与劳动执法的不力。有关部门应通过提高服务与管理水平、规约企业用工行为、完善职业教育、建立社会监管机制等,统筹解决农村外出务工年轻女性的安全流动与权益保障问题。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老年人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运用IV-Tobit模型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进一步分离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数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非常显著:外出打工收入所带采的"收入效应"不显著;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整体上显著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如果不考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决定的内生性,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效果将被低估.     

外出农民工返乡的收入临界值分析——基于江西、广东两省32县市的调查研究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迁移行为呈现外出务工和返乡交织并存的双向流动新特征,农民工返乡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工返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收入是最主要的因素。通过对江西、广东两省32县市620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务工的收入临界值。此项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诠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问题,从而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提供参考。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外出务工农民政治参与双重性探析

本文针对当前外出务工农民在流出地农村社区、打工单位和外出务工的城市社区参与政治活动中的双重性表现,阐述了对双重性应持有的正确认识态度及造成双重性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山东省胶南市、菏泽市的实地调查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致使垃圾处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地区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为了突破经费短缺的困局,一些地区开始向农户征收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到底农户是否愿意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费用,哪些因素将影响农户的支付愿意.本文利用山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外出务工、年家庭纯收入、农户经营活动类型、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环保的关注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保护外来工(农民工)权益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外来工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地区差异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依据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在31项有关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有22项存在显著差异,除工伤保险和带薪休假外,其余20项,长三角均好于珠三角地区,特别表现在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购买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在控制人力资本和企业特征之后,两地仍然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异。引起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珠三角最低工资标准低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劳动合同法》的落实力度不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企业中本地人所占比例较长三角地区低,人口密度和结构影响了企业管理制度。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企业更多采用人情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主要不是通过企业所有制性质来体现,而是与本地工人比例密切相关。尝试用地域—社会—文化的解释思路,并以地方公民身份等概念观照影响劳动权益地区差异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对问题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