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意境说对王昌龄意境说的继承和发展

“意境”是充满着中国艺术特性的美学的范畴。最早提出“意境”的是唐代的王昌龄的《诗格》。《诗格》主要是探讨诗的创作规律的。《诗格》推动了唐代诗歌创作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发展。佛教对于诗人的影响 ,最主要的还是禅宗的思维方式。意境说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综合美感规律的探究。意境说形成后 ,逐渐成为古代独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核心 ,也逐渐成为现代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     

中国古代送别诗的分类

古代送别诗自《诗经》滥觞始 ,其后逐渐演绎发展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类别之一。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角度划分 ,送别诗可划分为送别诗与留别诗两大类。送别诗与留别诗都是以表达离情别绪为主的诗歌创作 ,但由于作者的身份、心境不同 ,因此在表达感情时各有侧重。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翻译他者与建构自我——论拜伦、雪莱对苏曼殊的影响

苏曼殊对拜伦、雪莱的诗歌译介,尤其是对雪莱诗《爱的哲学》、《含羞草》等蕴含的"泛爱"诗观的深刻体认,对其诗歌创作影响较大。从意象和诗句的直接移译、征用,"以情求道"的爱国观的确立以及个性解放和理想爱情的追求主题等方面,苏曼殊的诗歌创作均受到显著影响。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简论孙鑛的《诗经》评点

孙鑛评点《诗经》采用了文学的读法。评《诗》的目的在于对诗篇的审美赏读,并通过对《诗经》中文法的分析以指导诗歌创作。孙氏对《诗》的文学评点中仍然带有经学的意味。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孔颖达对《诗》的阐释绾合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剥去历代对《诗》阐释的陈垢,对传统《诗》学的接受做出取舍并加以创新和超逸,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提出了"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唐代诗格中的用事理论

唐诗格中的用事理论主要存在于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式》中.和前代相比,用事在唐诗格中首次统一了称谓,被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手法予以讨论；确立了“如己意而与事合”和“用事不直”的基本运用原则,并使用事理论向具体、可操作的技法层面发展；同时皎然关于用事和比的辨析也反映了唐人对这两个诗学概念内涵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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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唐五代江南地区诗歌创作基本状况述论

本文对唐五代江南地区诗歌创作的作者人数、分布地域、存诗数量等作了详细调查 ,并由此对当时江南诗人诗歌创作的区域特点作了概括     

皎然的诗境与禅境

诗僧皎然是大历诗坛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其诗学名作《诗式》早已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而其诗歌创作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论文对皎然诗歌创作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探讨和评价。     

常任侠的诗社活动及其历史价值

常任侠的诗社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南京发起"土星笔会",编辑出版《诗帆》,标举"新古典主义"诗学观念;在长沙创办"诗歌战线社"和《诗歌战线》,提倡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统一;在重庆创办"中国诗艺社"和《中国诗艺》,提倡诗歌创作"各有各自的面目";在昆明创办"百合诗社"和《枫林文艺》,注重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平衡...     

略论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

对康有为诗歌创作的特点与成就,今人论述甚多甚详。但对他的诗学思想,由于他生前未曾撰写专论或专著,尚未被重视。如果结合康有为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审视康有为的诗学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歌美学观同样带著鲜明的时代精神,包含了深刻的实践性和审美性的品格。一、诗歌创作的主客体关系论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主要见于他写的《诗集自序》、《日本杂事诗序》、《人境庐诗草序》、《味梨集序》、《与菽园沦诗兼寄任公孺陣曼宣》等“序”文中,而且大多为后期流亡海外期间所撰。究其原因,一是康有为前期忙于从事政治维新活动,除了为近代词人王鹏运作《味梨集序》外,未及发表更多的诗歌创作见解;二是到了后期,他在评论友人诗     

魏晋南北朝拟汉乐府《有所思》探微

汉乐府《有所思》诗作流芳千古,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多有拟汉乐府《有所思》之作。这其中既有对古辞谋篇布局的模仿,也有仅从题目字面意蕴赋题而作者。他们对古辞中女主人公的身份、感情、举动多有改造,使感情基调变为"怨而不怒",其中不乏佳篇,悱恻感人。另有一些诗作改以男性思女性,对后世的边塞和"香草美人"诗歌创作颇有一定影响。何承天诗写孝子思亲,后世亦有效仿者。魏晋南北朝拟汉乐府《有所思》从感情、题材、诗体上都有新变,对中国古代文学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开拓和先导意义。     

诗歌创作的“三重奏”

作者从多年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总结出诗歌创作的＂三重奏＂。一是诗与生活。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生活的土壤。诗人要扎根生活、热爱生活、关注生活,把自己与现实生活紧紧地融为一体,才能从中发现、提炼诗的元素。二是诗与人品。诗歌创作要遵循＂做文先做人＂的原则,在世俗面前,少一些浮躁与贪欲,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三是诗与悟性。诗歌创作要遵循艺术规律,要勤于学习,善于思索,勇于发现。要有深邃的洞察力、感悟力和超凡的表现力。     

大笔大字写新篇——读牟平县姜格庄社员的诗歌

这是牟平县姜格庄大队妇代会主任王振芝同志写的一首诗,它生动地描绘了姜格庄社员的诗歌创作活动,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一新生事物。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姜格庄大队认真学习了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先进经验,运用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开展起来的。姜格庄社员的诗歌创作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干部、社员、妇女、知识青年,人人挥     

《明诗评选》编纂的诗学思想一———论王夫之评明诗学前代诗歌简

《明诗评选》对前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是船山诗学思想的体现。船山认为明诗学得古诗表达方式和谋篇布局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有所突破而具有神韵性。船山还指出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杜诗创作求格律风格和唐诗繁琐曲折传统造成对情感表达的伤害,而且唐宋诗对诗“意”不具有创造性,最终只会将“意”寄托于前人之诗歌以此来舍旧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