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并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本身的用语就存在着错误.虽然本文中仍然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述,但是必须将这个词语内涵扩大解释为:法律信仰指信仰主体笃信法律是具有至高无上价值和理想的真理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状态.实质上是对"程序正义"、"法律至上性"和"法治社会"这些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而其根本上是对自由和正义等终极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一定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其二,对这种价值理想的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对立法而言,文化理念是立法的价值指引;公民素质是制约和影响立法质量的重要因素;制度文化与立法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法律运行而言,不同文化特性形成不同的法律运行模式;社会习惯、习俗对法律的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也是法律运行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文化对法律制度的这种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积极培育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只有当民众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尤其是对于在文本与现实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进而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前提和内在动因,并最终以民众的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法律人的使命则是促进和保障良法的生成以实现法的价值合理性,培育并成为有能力和有力量向社会输送公平正义的良法律人,以实现法的工具合理性,最终促成法律信仰的树立以及法治的最终实现。     

论我国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心理基础

法律信仰主要有两种:法律虚无主义与法律至上主义。在社会治理结构中,人治与法治是最基本的治理模式。然而,在一定的社会中,人治与法治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人们的法律心理也就不同,以不同的法律心理为基础,形成不同的法律信仰。在我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完成法律信仰从法律虚无主义走向法律至上主义,首先必须完成法律心理的基础转换。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论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保护的二元结构与法律调整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移植制度,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生文化与我国带有传统文化积淀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的理性差异,造成了知识产权创造行为始终存在法律行为与伦理行为的二元范式结构。也正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范式与伦理范式的二元冲突,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目的价值与实然价值的差异,形成了制度实效的问题。分析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二元结构的形成、冲突以及产生的问题,发现我国社会内部的传统知识伦理价值,是更加优化知识成果创新与权利保护的文化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伦理行为向法律行为靠近的重要路径,也是探索如何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实际效力和寻求有效的治理方式的必要举措。     

试论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也日益凸显出来.一般而言,法律与道德的合理限度内的冲突对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着积极的功能.而一旦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显得比较激烈并有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时,就可能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成为阻力.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这一现象及其深层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限制这一冲突的法律途径,以实现"在和谐中的冲突"和"在冲突中的和谐".     

以安全为中心的法律价值冲突及关系架构

现代社会对风险的无助使得安全议题进一步得以彰显,该议题的解决必须回归法律的安全屏障设计,法律的制度性安排必须凸显法律安全价值的核心地位,体现出行动主体追求各种利益时的安全性需求,能为主体提供充分的安全感.安全价值和秩序、自由、正义、效率等价值的冲突有多重表现形式,通过法律价值定则的确定,平衡价值冲突,在具体事例中确定价值序列.在与自由价值的平衡中,自由是前提,安全是保障;在与秩序价值的平衡中,应该确定秩序对安全的包容关系;在与效率的平衡中,则要明确效率是优先品,而安全是必需品的结构性定位.     

西方法律职业的历史变迁--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视角分析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的互动发展过程,孕育了西方法治秩序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使西方法律职业向现代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诉求.本文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过程中,西方法律职业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变化.试图以此说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职业是国家和社会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状态下的产物,以及法律职业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所引发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和整合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培育全民的法律信仰是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真正意蕴 ,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 ,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而我国从历史到现实都缺乏法律信仰 ,也正因如此 ,我国在实施法治战略的过程中屡遭挫折 ,步履艰难 ,法律自身与社会民众难以融合。因此 ,寻求两者的整合机制就成了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这一机制就是法律信仰。     

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价值与功能：作为社会控制的法律

从社会学视角而言,法律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只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社会正常运行而发挥作用.法律的社会功能通常是通过解决社会冲突和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得以有效地表现.而法律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通常主要通过法律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或争议,推动或阻碍社会的变革,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论法律信仰形成机制

法律信仰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含了法律信仰的主观心理状态和主体行为的客观化过程两个方面。由此,法律信仰形成的机制涉及内生性机制与外生性机制。法律内生性机制是法律信仰形成的根本前提。构建法律信仰形成的内生性机制后,就应当创立相应的外生性机制,使二者相辅相成促使法律信仰形成。但是,在法律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应当考虑政府的法制宣传及守法观念、法的运行中公众的积极参与及守法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转变以及普法教育的实践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法律如何维稳——基于社会冲突理论的考察与分析

社会冲突理论为当下中国的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的实践提供了智识资源.在社会冲突理论看来,法律所能化解的社会冲突是有限的,同时,一定限度内的社会冲突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法律化解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法律疏导机制与法治国家的建立.根据上述观点,中国当下维稳实践必须强调法律对维稳权力本身的制约,提升维稳机制的合法性;同时,法律...     

法律思维同质性的意义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伴生着民众生活对法律的依赖和对法律认同度偏低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即使是法律职业群体内部也存在超出其职业立场的非常态冲突。法律思维同质性的缺失是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是法律人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群体的关键要素;这种思维的同质性,使得特定范围内司法裁判客观性的获得成为可能;从而也有利于法律自身独立性的提升和公众认同度的提高。     

试论公众法律信仰的培养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针的提出,法治精神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公众法律信仰的缺失仍然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公众法律信仰的培养,特别是要注重“良法”的制定,使法律深入人心;对国家公职人员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在其公正执法中树立法律权威;改革普法教育中重知识、轻素质的倾向,着力进行基本价值观和基本运行原理的教育。     

法律信仰的建构及其意义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国家的形成有待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实现,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需要制度、规范、价值、文化、社会诸层面的协力共进,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甚或否定法律意识或法律信仰对于法治现代化的规定性。相反,法律意识尤其是基于其基础上的法律信仰才是法治现代化的真     

我国法律信仰状况初探

1949年建国后 ,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整个过程只有 5 0多年 ,其中还包括 2 0年的停滞、甚至是倒退阶段。我国法制建设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 1949— 1978年、1979— 1992年和 1992年—现在。本文试对这三阶段民众法律信仰状况进行剖析 ,提出这三个阶段的法律信仰状况是由“相信人治排斥法治”到“盲目崇拜法制到持怀疑态度” ,再演进为“信仰法理社会”的渐进过程     

法律正义在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缓和——由许霆案引发的关于正义的思考

正义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关于是非、善恶的肯定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具体语境中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常常不是融汇贯通的。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安定性的法律正义与演变中的社会正义不断产生冲突和悖反。社会变迁中的正义冲突只能通过法律适用来解决。     

论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

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需要加强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道德至上的良好风尚,是消弭社会负面情绪、增加人们正能量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加快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信仰极地、道德高地、法律基地、文化阵地,在逐步形成橄榄型社会物质形态的过程中,筑立起社会意识形态的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