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     

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梁启超自从投身政治活动伊始,就高度重视办报办学,以启民智、育人才作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基础。从湖南时务学堂到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上述办学目的和以"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法一以贯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可说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复活与延伸。     

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湖南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是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略志》载:“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戍(897～1898)间,有最高学府之称。”时务学堂既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又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还是戊戌维新期间全国屈指可数影响较大的几所学校之一。梁启超说:“国中学校之嚆失,此其一也。”时务学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

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玲,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对陈宝箴的举动,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是陈宝箴迫于湖南守旧派的压力的被动行为,但将其放置于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此举是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折射出陈宝箴对与康有为等人变法路径的差异。     

湖南时务学堂内外冲突平议

湖南时务学堂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人,为稍后开展的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10余年大半死于国事,为中国社会进步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湖南时务学堂值得夸耀的成就。然而遗憾的是,湖南时务学堂并没有坚持办下去,随着梁启超等新势力的介入,学堂内部矛盾逐渐显现,与外部的冲突,特别是与湖南省内各种力量的冲突也日趋严重。过去的研究将这些冲突一概归并为新旧势力的冲突,以为湖南旧势力无法容忍梁启超等人的新思想。其实,平心静气重新检讨各派势力的言论与主张,我们不难发现时务学堂内外冲突可能并不像过去所描述那样,新者皆新,旧者全旧,而是别有原因在。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

梁启超参与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在短时间里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知识人,为维新变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湖南时务学堂值得夸耀的成就.然而,时务学堂在梁启超接手后,改变了创办宗旨,不是为湖南培养维新人才,而是成为其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遂激起湖南官绅的激烈反对,并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冲突.梁启超等人的这些做法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社会风气,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毕竟欲速则不达.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政治思想

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出现于明末清初 ,集中体现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受西学及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构建了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民主启蒙思想 :以限制君权为根本 ,以富民为目的 ,以倡民权为前提。充分肯定这一启蒙范式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对于了解中国民主思想的演变是非常有益的。     

维新时期湖南的士风民气

<正> 湖南因为地理、移民、血统、风俗等多方面因素结合,士风民气历来炽烈强悍。翻开湖南地方史志,描写湘人“任性刚直”、“其俗慓悍”的词语比比皆是。甲午战败也并未使强悍的湘人一蹶不振,而是更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与自信心。他们抱着“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湖南时务学堂缘起》,《知新报》)的豪迈气概。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此时,湖南的士风民气也空前的激越高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析《明夷待访录》的“明夷”——兼评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有很大思想价值的著作。《辞海》(1979年重新修订)对此书的命名,认为是因黄氏“向往箕子为周武王陈《洪范》,故以名书。”(《辞海》缩印本第1390页)《辞源》(1979年修订本)也认为黄氏“当易代之际,自感不遇,又不欲出仕,因取明夷为名” (第二册,第1413页)这些说法,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黄宗羲原来的书名是《待访录》,“明夷”二字是乾隆时首次刊刻其书的郑性。     

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家——简述高亨先生的学术成就

高亨先生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代大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遵循朴学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研治先秦典籍,抒录个人心得,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取得了以《诸子新笺》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他对于先秦诸子文献的整理研究,数量既多,方面亦广,其中尤以《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著作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高先生对于《诗经》、《周易》的注释研究,影响远及海外。《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诗经今注》等名著,从一个方面体现了20世纪《易》学、《诗》学的应时发展。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清末教育改革与湖南高等教育的兴起

清末湖南的教育改革开始于维新运动时期,时务学堂建立和岳麓书院改制是该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湖南近代高等教育兴起的重要渊源.在20世纪初年的教育改革高潮中,湖南近代高等教育正式产生,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很快在全国占有较高的地位.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     

明代岳飞故事小说考论

明代为岳飞故事作品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本文以三部长篇小说为中心,考辨明代岳飞故事小说的演变轨迹。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皆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改编而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产生间接受到《精忠录》的影响。而《精忠录》最早成书于"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年间汤阴岳庙成立之时。诸本间流变关系大体可描述为:景泰本《精忠录》—弘治本《精忠录》—正德本《精忠录》~嘉靖本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于氏《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氏《岳武穆精忠传》。从中可见,明代政治时局变化以及官方褒扬对于岳飞故事作品的产生和繁荣影响深远。     

论黄宗羲政治哲学的逻辑建构

黄宗羲把人能“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当作政治运行的条理,自私自利人性论又是黄宗羲政治哲学的基石。黄宗羲晚年写下了不朽的《明夷待访录》,这部著作是黄宗羲阐述理想政治秩序的伟大篇章,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许多民主启蒙政治思想,可以说是黄氏政治哲学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