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唐代富民阶层的崛起与乡村控制的变迁

唐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从身份等级制向贫富分层转化,并产生了一批富民。富民阶层的崛起既是唐代制度变革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我国古代乡里组织的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即是富民阶层兴起后乡村控制变迁的一种调适。     

唐代敦煌书法人物辑考

本文拟用敦煌文献,对唐代的部分书法人物作一定的考察,初步展现敦煌书法人物及其他们的书法形式,从而印证敦煌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发源地之一.     

唐代敦煌地区净土信仰的流行及其在敦煌文献中的表现

中土净土宗导源于印度大乘佛教思想。净土有多种,其中以阿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影响最大,其中阿弥陀净土后来又蔚然形成净土宗,主要宣扬信仰阿弥陀佛、称念其名号以求死后往生其净土,是一个具有浓厚民众化色彩的佛教派别。敦煌写卷中除保存有关法照的净土五会念佛的大量文献外,还保存有其他净土宗祖师的有关资料,这对宗教史特别是净土宗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唐代敦煌地区的净土信仰较多地反映于敦煌歌辞中。     

巴兹尔·格雷与敦煌学

本文考察了早期英国东方艺术研究者格雷从事敦煌艺术研究的背景、经历与成就,认为他对敦煌绢纸画的整理与宣传,对敦煌壁画的断代、风格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敦煌文学的价值及概念再议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以其所包涵的经典文学、宗教文学、中原文学、教育文学、底层文学、应用文学、乡土文学七个层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畛域,从而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社会在进入到一定文明阶段后,社会文学活动理应具备的、然而又因资料的乏匮,难以在历史生活的描述中得到实证的发生、发展的必然轨迹.因此,其体现的文学史料价值,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仅对于了解一定社会背景下一个社会聚落文学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文学活动的某些历史规律,更有着无以替代的文化标本价值.正是基于这一论点,文章对以这批文学文献发现地命名的文学畛域的概念内涵,亦作了新的界定,认为所谓"敦煌文学",理应包括敦煌遗书中所有的文学作品.     

敦煌写卷《老子》研究综述

自1909年前贤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以来,敦煌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本文对1909年至今有关敦煌写卷《老子》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编目、整理与校勘、综合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整理与介绍。     

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倍出,而学界尚未对此作出系统梳理.本文分别从敦煌行政建置沿革研究、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敦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敦煌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敦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对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概况进行回顾,以就教于学界.     

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从《荷马史诗》看《格萨尔王传》

《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王传》在整体的差别上,乃是其分别表现的"书面性"与"口承性"("口头性")的区别。《荷马史诗》是经过荷马巧制精编并经后人书面表述的"书面性"("文本性")史诗,其特点是:流动而非矗立,线条而非串珠,前后承继之波浪起伏,而非同排摆放之平起平坐;而《格萨尔王传》具有与口头传播相联系的一系列特征:并置而非递进,聚合而非离析,程式伴随重复,传统兼与固守,等等。其实,两者整体结构之异在于"书面性"与"口承性"之别。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