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社会契约中的公民身份研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身份思想

作为18世纪以前公民身份解释的支配性范式,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范式滥觞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而作为古典共和主义巅峰代表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公民身份＂这一概念亦作出了若干层次的解释。从公民的角色定位、与公民身份相匹配的政体、公民身份的内在品质及公民身份的形成等相关理论的论述中都体现出其特有的政治价值取向,对当代公民身份的分析亦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阿伦特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反叛与回归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都是为挽救或缓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提供理论"修正和护航"的。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作为对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独特的理论反省,提出了与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回归政治"的拯救之途。在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的是现代人的"消极自由",而阿伦特主张的是古代人的"积极自由";在如何对待共同体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建构的是"身份认同的共同体",而阿伦特建构的是"个性显现的共同体";在如何对待共和精神的问题上,共和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反映和维护自由主义精神的现代共和主义,而阿伦特则追求通过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来重新"理解"和"修正"现代共和主义。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演进

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虽然直到17世纪才随着自由主义的产生而形成,但它最终却发展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公民身份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特征.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是逐步演进的,洛克、马歇尔、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贡献.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观念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但这些批评从根本上不足以撼动它在西方世界的主导性地位.     

“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共和主义

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所倡导的高公民精神和公民德行等理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特别是与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共和主义核心价值与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与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复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偶合性联系。公民德行复兴的本质是道德重新回归政治,是当代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中国古典共和观及其传承价值

在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现代中国,恢复国学的可行途径之一即是将儒学的传统理念参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在政治架构中,中国古典共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家族法传统和双主体法权。以这两种传统为代表的共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古典共和观的传承价值在于:家长制指导下的精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修正;政治在社会的范畴中以一种教化的形式作用于人民并让共同体成员自愿服从;家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传统、善的政治观、国家社会个人的连续性,这些中国古典共和思想的本质理论都能够继续为现代的制度设计发挥作用。     

论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的演变

政治思想是伴随政治权力的形成而产生的.在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始终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回顾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复兴的坎坷发展历程,其政治权力观经历了从至善到非道德、从分立制衡再到无支配的历史演变.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有助于深入探究共和主义这一古老的西方政治传统.     

行政共和主义的基本理念——基于西方公民治理理论的解构与重构

行政共和主义既是历史的自然发展,又是理论逻辑的必然演进.公民治理理论作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前沿理论,可以看作行政共和主义较为典型的理论形态,但并没有充分展现行政共和主义的丰富内涵.从当代共和主义的视界解构公民治理理论,可以建构起行政共和主义的基本理念框架:以共有为基础,以共治为原则,以平等为秩序,以协商为方式.行政共和主义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主动公民塑造与公民参与能力提升

主动公民强调责任和参与,其基本理论主要来源于共和主义.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人们对权力过分关注、对社会责任承担的热情日渐式微.在这样的情况下,借鉴西方公民理论的经验,尤其是共和主义的合理内核,利用服务性学习等多种手段,加强主动公民的塑造,对于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本文从学术批评史的角度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做出批判性的考察。作者分析指出,当代共和主义论者在对自由观念的重建中试图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二元对立,但未获得突破性的成就,而他们重新阐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努力也遭到许多有力的质疑。因此,共和主义的复兴并没有像最初期许的那样带来理论的创造力与实践潜力。本文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共和主义理想作为对“公民政治”的召唤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也有利于迫使后者不断改革与修正,但共和主义思想本身难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一个完整的替代性政治方案。     

和谐社会视阈中公民身份的双向建构

探讨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模式和重视公民责任的共和主义模式.将公民身份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引入当代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的视阈之中,我们发现,臣民文化传统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平等公民身份的现实障碍.通过国家-公民与公民-国家来双向建构公民身份,使政府形成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理念,让公民通过公民社会等途径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各种义务,从而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幅和谐的未来图景.     

公民与修辞——兼论昆廷·斯金纳的公民理论

公民理论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基础,大多共和主义理论都赞成最广大公民的直接参与,斯金纳则指出:国家要共和首先要有积极的公民,积极的公民要达致国家的共和除了要有传统的美德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理性与修辞。斯金纳认为,一方面共和国的领袖门需要掌握必要的演说技巧,高超的演说能力,以说服大众公民接受有益于公共事务共同之善的法律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要具备充分发展的理性来识别和判断领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能通过自己的修辞和演说能力去发表自己的主张。     

西方两种公民资格观的比较和反思

西方公民资格理论历来有两个传统,即自由主义的公民资格理论传统和共和主义的公民资格传统,前者倾向于强调个体权利,后者倾向于强调公共责任;前者由于对公共责任的忽视而遭到诸多批判,后者虽成功地弥补了前者在公民责任强调上的不足,但却有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经济批判之嫌。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资格观的建构应慎重合理地吸取以上两种公民资格理论传统,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公民资格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现代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历了古典时代的公民政治、中世纪的等级社会和转折时期的文明化之后,西方传统中的贵族精神已经内化为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作为贵族精神文化传统合理内核的公共精神、参与意识、道德担当等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     

公民身份: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论女性主义对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批评

女性主义研究表明,公民身份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公民身份的两大理论传统从公私领域的划分、公民主体的预设、到普遍主义的基本理念都是以男性经验和利益为基础的,忽视了女性的特质和需求。这一高度性别化的理论建构正是女性不能充分实践完整公民身份的理论根源。女性主义要求打破西方政治思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塑公、私领域,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道德基础,打破伦理领域的男权制统治,揭开传统公民身份普遍主义的伪装,真正包容女性的差异和多样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