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构想源于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由先秦“卜筮不过三”、“礼以三为成”演为后世“事不过三”，中国古代小说乃有了“三复情节”现象。“三复情节”萌芽于汉魏六朝，形成于唐代，宋元时的《三国志平话》至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使之发展到成熟，此后祖构者众。其美学意义在于体现了美的比例、尺度和节奏，合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习惯，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的若干模式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基本理解，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构思与情节布局。这主要表现为由“天人同构”观念直接导致的偶数结卷、三复情节、三极建构、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等长篇结构模式，而“天人感应”观念往往成为小说圆形框架的基础。这些模式的运用，在古代小说特别是许多名著中形成近乎“数字化存在”和“圆体网络系统”的特色。这不单是个形式问题，同时是对作品思想倾向的制约与规范。由此追寻，可以对有关古代小说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新的分析和考量，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认识。     

不容忽略的情节建构——谈《霍桑探案》的叙事艺术

《霍桑探案》以情节作为创作的中心,既是对传统小说技法的继承也是对前代文学创作手法的逆转;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程小青在师法《福尔摩斯探案》的基础上使《霍桑探案》具有自己的情节创作模式,其作品试图超越但又难以突破;与同时代的其它题材作品相比,《霍桑探案》的价值又是不能忽略的。     

论古典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及发展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源远流长,其中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有其自身脉络和规律.这类小说以《山海经》为“源”,内容情节有承前启后、袭用模仿的“类作”型特征.小说人物表现出继承、繁衍的风貌,体例结构袭用前代作品并有变化,构思、语言叙事方式等大体一脉相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后世小说的人物、内容、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更趋完善,表现出更高的构思技巧和叙事水平.     

碧玉微瑕——浅论《红楼梦》人物容貌描写之不足

《红楼梦》取得了中国古代小说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历来为评论家激赏。然而人物容貌描写却存在明显的不足。《红楼梦》中人物容貌描写沿袭前代小说,以“只见”引出骈偶句,生硬插入文中,阻断行文的流畅自然,而且描写时大量袭用陈旧意象,缺乏个性特征。虽偶有精彩之笔,但前代小说中也不乏此例。因此《红楼梦》人物容貌描写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与作品整体艺术成就相比,可谓碧玉微瑕。     

《型世言》与“三言”的比较研究

本世纪末,《型世言》的发现,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三言”、“二拍”不同的范本。对《型世言》和“三言”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会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明代丰富多采的小说世界,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话本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也会有新的启示。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小说·性格·美学传统——《中国小说美学》读后

叶朗同志新著《中国小说美学》,描述了中国小说美学历史演变的轨迹,揭橥了中国小说独特的理论范畴,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如“小说的美学风貌”、“情节要适应读者美感心理”、“艺术形式美的规律”、“闲笔”等,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中国小说美学关于人物塑造这一基本课题的理论阐释和总结。重性格的美学传统《中国小说美学》认为,“中国小说美学强调,小说的中心是写人,是塑造典型住     

传统小说思维与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

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使古代小说创作主体形成了聚向伦理中心的思维定势 ,这一思维定势对才子佳人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以理节情”的情节模式、“千人一面”的人物塑造以及“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等美学范式都可从传统小说思维中找到确立的依据。传统小说思维是促成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确立的因素之一     

世代演绎,积累成书——论古典“积累型”小说繁衍

《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古代小说史的著作,书中论述的小说颇具代表性.“积累型”是古代小说繁衍发展的方式之一,这类小说在形成历程中有厚实的母本文献基础,小说的情节内容、人物角色、艺术构思等世代积累,后世文人的改、增、删等润饰加工提高了其艺术水准.     

中国文艺思想的"梦思维"——古典文论阅读札记

梦,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类精神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出现后,"梦意识"在现代思想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推动了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唤醒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梦思维"的兴趣和关注.所谓中国的"梦思维",既是对中国传统文献、特别是文论中一系列有关梦的认识与理论观念的辨析,也是打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有关梦意识方面隔膜的一种努力,试图在不同文化理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实践诗学"的开拓研究——评易闻晓的《中国古代诗法纲要》

作为"实践诗学"的诗法之学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主要内容,易闻晓的<中国古代诗法纲要>首次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探讨.此书的特点表现为涉及问题的广泛性、引用资料的丰富性,以及论诗材料的广泛类聚和具体问题的深细阐述等方面.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论司马迁的文献学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古文献的大量保存。包括集纳古籍,保存文献;辑佚古书,辨别真伪及对当代文献的保留三个方面。二是对古文献的考信态度。表现为以实地调查考信文献;对文献进行互考时,坚持采儒家文献;坚持“多闻阙疑”。三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目录学成就。表现为创立发凡,方便检索以及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关于观念创新的几点思考

创新,作为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已得到广泛的重视,“创新”一词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书里,出现了343次,是他使用最多的概念。[1]而观念创新又是一切创新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一切思想观念、理论创新中,“三个代表”则是思想观念、理论创新的典范。     

“知止”三义与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知止”。“回到你自己”是“知止”的根本义。这涉及到今人所关注的“认同”问题:自我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从内容上讲,知止这一观念强调的是文明与自然的内在贯通。由此,知止的观念又展开为三重意义:回归自然、回向历史与成德知本。此三义辐辏于第二义而贯通为一体。其特点则表现为一个“复古”的历史精神。但“知止”并非故步自封,止步不前,而是要在“进”与“止”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协调的关系。“知止”观念从存在实现论意义上凸显了一种历史的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差异原则。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