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历经挫折,唯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方才获得成功,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政治动员,其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动作用.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凭借由政治动员所赢取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战胜了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力,建立起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革命完成阶段,政治动员又继续在国家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巩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强化、民众政治要求的有效因应等主题上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和深化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解体溃散,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因此以“结构”为研究视角,探究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形塑,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简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建构——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着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两大历史任务;自新中国成立,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努力完成民主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民主化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因而,以国家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不但不会危害国家政权建构和损害各主流社会阶层利益,还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保证各主流社会阶层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基础和条件。     

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迄今已走过了革命建国、运动治国与执政兴国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以"群众"作为自己行使历史使命的参考群体,群众路线因此对中国国家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凭借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大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国的使命。在毛泽东治理中国时代,运动治国的方略虽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客观上仍基本实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完成了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建构逐步恢复到常规化的理性化的轨道上来,群众路线总体上演化为惠民亲民的政策主张。囿于群众路线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之路径的一些窒碍,中国国家建构下一步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解决与群众的联系问题。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论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等治国理政思路。这些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有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梦,有助于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助于通过法治建设来反对腐败。     

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与历史逻辑

建构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近代以来传统政治秩序总体性危机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建构强大的现代国家的使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以广大工人农民为阶级基础，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组织整合机制，获得了推进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夯实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社会动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同时，充分展现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政治稳定模式探讨

政治稳定是现代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它是指国家政权的连续性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同时还意味着政治体系具有强大的权威性。二战以来许多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表明,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和更多的社会、经济平等是影响政治稳定的最基本要素,同时政治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而政治失稳则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倒退,甚至是全面内乱的状况。     

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展望

转型经济学是20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体制转型、社会重构与经济发展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它是一门以经济学为基础、不断从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中汲取养分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转型经济学的产生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性,帮助决策者制定更有效的措施,从而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保证社会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对转型经济学进行准确的学科定位有利于转型经济学在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相互学习、融合与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使转型经济学成为一门既具有相当历史厚度,又紧贴当代各国经济改革发展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前瞻未来、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     

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与延续——对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的再解读

家族小说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冲击下,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再度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景观.究其原因,主要有西方文化扩张、社会全面转型、家族历史命运、作家创作情感4个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家族小说通过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重建来展开民族国家想象,为当代文学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范式.     

中国共产党与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

在近现代中国,政党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还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连结者。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民族国家的缔造者。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百年建构史。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体系,领导中华民族建立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将党的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共同嵌入国家的制度结构中,逐渐完成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建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的建设,来引领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透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既为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同时对于当前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廉政机制

随着现代政府职能范围的日益扩大,行政权力也在不断扩张。由于行政权是国家行使的最经常的一项权力,它与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那么,在行政权广泛运用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