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与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

慎刑思想滥觞于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过儒法两派的认可和深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慎刑思想演绎的一系列刑法理念、刑制原则、审理机制和司法伦理，使其成为古代贯彻德法合治原则的典型体现、约束专制严苛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推动传统法制繁荣的重要动力。慎刑思想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消亡而式微，及至当下沦为域外谦抑理论的本土“注脚”，这既忽略了“谦抑”的本土适应性，也阻碍了“慎刑”的创造性转化。慎刑思想不仅有别于谦抑理念，而且其精神和立场更具辩证性和多样性。对于慎刑思想的正确定位，应当是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且拥有丰富历史实践的，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优秀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倡慎刑思想，有助于消弭不同刑法观之间的分歧，确立刑法与道德的本土认识，推动刑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强化制度和理论的本土表达，以及深化对司法人员的伦理建设。     

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及其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它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不断挖掘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都彰显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品格和治理智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论金朝经营陕西

金朝时期所辖的陕西五路,在历史上亦称作秦陇。秦陇自周秦以降至唐中叶,一直是历代中原统一王朝的政治重心所在。唐末五代以来,随着政治重心向东、经济重心向南发展,秦陇一变而为中原统一王朝的西北边区。不过北宋时期因与西夏文兵,秦陇首当其冲,国防战略地位亦是举足轻重,因而从周秦到北宋,历代统治者都曾大力经营该地区,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元1125年,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率众揭竿而起,推翻辽朝建立大金政权,次年灭亡北宋,至1131年金朝奄有北宋原陕西之地。那么金朝对陕西经营的如何呢?目前似无人讨论,故本文试作探讨,略称管见。     

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金朝(1115—1234)是我国活动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立国不久便南下中原,灭辽克宋,进而据有江淮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对峙。当时金朝不仅在军事上拥有明显的优势,政治、经济、文化也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金朝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北方各族人民对于祖国中央的向心力,促进了北方疆域的     

中国传统恤刑思想与刑狱实践述评

中国传统恤刑思想内容丰富,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恤刑思想在狱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教化、颂系、优待女犯、法外行仁等。恤刑思想在狱治实践中,一方面体现了儒家“明德慎罚”的思想,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制伦理化的特点。封建社会的恤刑实践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     

清末新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随着新知识分子从清末传统士大夫营垒中逐渐分化出来,他们对西方法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从思想和行动上迈出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质性步伐。在清末法制现代化实践中,新知识分子显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被新的法律思想所武装的作用,体现了近代中国由封建法制向资本主义法制过渡的历史必然。     

"慎刑"新释

“慎刑”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内容。在传统观点中,“慎刑”一直被认为是“宽刑”、“轻刑”或“恤刑”、“仁刑”。通过对＂慎＂的词义及法律实践、影响因子进行考察,可以认为“慎刑”的含义不仅应包括传统观点中的“轻刑”、“宽刑”,也应包括合理的重刑。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包容型”刑法文化的传统思想基础——基于儒家、道家的视角

"包容型"刑法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思想基础。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儒家"德主刑辅"思想,主张"亲隐""赦免""恤刑""以德去刑";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础上的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主张"因俗而治""约法省刑""无为化刑"。这些观念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映了收缩性、人道性、和合性的罪刑观,而收缩性、人道性、和合性正是"包容型"刑法文化观的体现。     

文化国与教育刑--法制文明的回顾与展望

刑罚与教育的关系,刑罚的教育含量,教育政策占刑事政策的比重,是法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专制国(政治刑法、报复刑)到法治国(市民刑法、报应与功利刑),再到文化国(政策刑法、教育刑),惩罚与教育,体现了此消彼长、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关系.法治国度面对文化国度的教育刑,"困惑"是必然的,"启示"是当然的.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法的人伦精神与和谐社会人本法律观的构建

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蕴含着深厚的人伦精神,恤刑慎刑思想、容隐制度、存留养亲制度等为其鲜明的佐证。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法"西化"、新文化运动等的影响,中国传统法的伦理色彩逐渐淡化。传统法思想与制度固有其局限性,然而其中的亮点及蕴含的人文关怀、仁政思想和人伦精神,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淡化法律的政治色彩、实现法意与人情和谐、构建人道的刑罚制度当是我们应有的姿态。     

文化交融视域下金朝官员卒葬礼俗探赜

金朝是由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汉人等构成的多民族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样貌等方面呈现出多民族元素交融汇聚的特征。金朝立国之初，官员的卒葬习俗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但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一方面，以马为赙赠、剺面哭丧、烧饭等女真旧俗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另一方面，辍朝致哀、天子临奠、赙赠之赐等中原丧葬之礼为统治者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金朝官员的卒葬礼俗日益丰富多元。     

论中国古代司法理念的变迁——对司法人性化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恤刑、慎刑和恤狱的司法原则彰显了人性化的因素和理念．古代人性化司法理念的变迁历经了萌芽、发展和近代转型三个阶段,其渐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人性化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古代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和人权的保护,促进了古代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它为现代司法人性化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取向和不可缺失的法律文化渊源。     

论“驿道传信”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驿道既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统治力的体现,又是各民族关系发展和文化融汇的"传送带"。藏区驿道是中原地区驿道的有效延伸,是西部地区各民族驿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区与中原地区文化融汇发展的主要通道,"驿站传信"对藏区古代社会发展以及藏族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简要梳理了古代中原驿站网络辐射下的藏区驿道建设和吐蕃王朝及其后政权对于藏区驿道的拓展情况,并从信息传播角度论证了"驿站传信"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影响。     

《盟水斋存牍》中的慎刑理念分析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司法观,被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督励,也为各朝良吏循吏奉行传承。甚至在晚明乱世,依旧是普通司法官折狱理刑的基本理念,这一点在颜俊彦所辑的判语与公牍专集《盟水斋存牍》中有突出体现。该书的慎刑理念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明慎用刑,衿疑改遣"的罪疑惟轻理念;"哀矜折狱,衿恤为怀"的恤刑理念;"事干大辟,不厌详慎"的慎杀理念;"斟酌礼法,情理为断"的情法结合理念。可见,在审判实践中,司法官对待刑罚权运用的态度还是非常审慎的,尽可能严格地控制刑罚尤其是死刑的处罚范围和处罚力度,这与当今所倡导的刑法谦抑、刑罚节俭的精神相契合,对当今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略论金世宗的吏治思想与举措

金朝是与宋朝并立的王朝,金世宗完颜雍是金朝的第五个皇帝,在位29年。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南北结束了战争,北方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金世宗在吏治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本文对金世宗的吏治思想和举措作一些探讨,以求对现实社会有所借鉴。     

论金朝女真族农业平民经济状况的特殊表现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由于这个原因,女真族农业平民与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农业平民相比,经济状况明显不同,至少可以有三点特殊表现:一、可以通过国家分配的途径,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和奴婢,但赋税负担却很轻,徭役也只以兵役为主;二、中后期出现"贫困化"的原因,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兼并和赋税沉重,而是因为中原生产方式的冲击和掠夺战争的结束导致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缺失,使传统生产方式无法继续进行造成的;三、国家对其"贫困化"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常见的限制土地兼并和减轻赋税,而是针对"贫困化"的特殊原因,实施了禁止其出卖奴婢、限制其出租土地、给予赐田等三项维持传统生产方式必备条件的措施.     

汉火百炼金源金,周制一用中华中——金源文化考论

金源文化即金代文化,是女真族与汉民族在冲突融合中全面接受汉民族先进文化,同时也保存有女真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以中原文化形态为主要特征的一代北方区域文化.金源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女真原始、借才异代、中州文派、流落异代四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