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荒原叙事”的当代发展——以《第五和平书》和《拯救溺水鱼》为例

在文学全球化进程中,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逐渐打破了族裔写作的局限性,呈现出多元文化发展的态势,并以积极姿态审视和剖析西方文明给当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华裔作家以中关双重文化视角,继承并发展了T.S.艾略特开创的“荒原叙事”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哲思与智慧来诊断西方当代精神荒原形成的原因,并以主人翁精神为拯救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荒原开列良方.汤婷婷《第五和平书》和谭恩关《拯救溺水鱼》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荒原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两作立足于美国社会,以中国文化智慧来解析美国当代社会精神荒原产生的原因,揭示了由此而产生的当代美国人精神创伤的实质,以普世态度为西方精神荒原尝试寻找救赎道路.     

精神荒原，终极救赎——基督教视角下的《荒原》解读

目前关于《荒原》的宗教思想，主要存在“骑士寻找圣杯”和“个人精神世界的崩溃与重组过程”的观点，但两种观点各有其不足。尝试剖析艾略特的《荒原》创作根源，通过对《荒原》的主线分析，找出既能驾驭全诗各片断又能解决“荒原”缺水却有水的矛盾的是基督教主线，即“罪-遭上帝离弃-地狱-救赎”，同时还阐释了在该主线下衍生的无数基督教故事。基于以上分析，推断出艾略特在《荒原》中的创作视角为基督教视角；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信仰基督教才能摆脱精神荒原，得到最终救赎。     

中国文化视野和托尔斯泰经典的重读

多年来，我国对托尔斯泰著作的理解主要基于俄国和欧美文化立场的阐释。而这些阐释的不足就在于对托尔斯泰一生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对托尔斯泰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识缺乏重视。而这恰恰正构成托尔斯泰一生精神探索和创作的重要特征。关首《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因、主题和书名含义．过去多从社会宏观的外在动因进行说明，缺乏对托尔斯泰的“具体历史性”思考，没有顾及托尔斯泰长期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在他否弃了西方的进步观念之后，试图在俄国民族文化传统（和平）中寻求一种可以对抗滚滚而来的西方文明（战争）的力量。这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一书名具有的深刻内涵。而从托尔斯泰东方走向传统文明的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出《安娜·卡列尼娜》整篇小说的拱形结构的意义。两组几乎表面无关的情节线索，形成东西方两种文明中人的不同境遇和命运的排列的鲜明对照，把两位同样可爱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引向不同的结局。对小说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解读，不再是从安娜不能容于原来的上流社会等这些“来自人们”的“惩罚”，寻找安娜毁灭的原因。安娜的惩罚来自上帝，这上帝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一种类似天道的冥冥之中永存的法规。关于《复活》书名的辨析和超越的路径，也可以从中国文化思想加以诠释。在以基督教的关键词“复活”命名的故事中，缺乏的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情节内涵：讲述的不是基督教式的通过罪与罚的炼狱、蒙受神恩救赎而复活，而是像中国人那样的良心发现和弃恶从善。基督教的复活变成了中国人的“复性”，也就是孟子的所谓“求放心”。这不是一种靠神恩和救赎的复活之路，而是中国人所走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的道路。     

精神的异变与心灵的救赎——论俄瑞斯忒斯主题在奥尼尔《悲悼》三部曲中的现代性呈现

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文学母题,作为古希腊文化对人类命运与生存境况的特别关注,俄瑞斯忒斯主题始终内涵着古老而又常青的生命回响和神圣启示,各个时代诸多戏剧家借助它展现和寄寓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对现实悖谬的反抗.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在其著名悲剧《悲悼》三部曲中,为古老的俄瑞斯忒斯主题注入了现代心理学因素,从而更深刻地探索到了人类灵魂的最隐秘处,从潜意识层面反映出人类精神上的生存困境,并以重塑自由意志和自愿选择受难的方式,最终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心灵的救赎.     

荒原上的宏大叙事——余兆荣长诗《铁人词典》赏析

《铁人词典》这部长诗,以其词条与咏唱并行的特征,通过荒原上的宏大叙事,凝聚出大庆石油会战时期的铁人形象和铁人精神,这不仅是创作形式上的一种独创,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创新。长诗的背景,长诗的主题,无疑在开发铁人精神的文化形象上,在石油文学上,都具有当代史的价值。     

对死亡的追问和对永生的祈愿——再论《荒原》的死亡意识

艾略特的《荒原》所渲染的死亡意识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概括力,既展示了西方社会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也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思考。作品所表现的死亡不是生命存在的否定形式,而是现代人实现形而上的生命永恒和形而下的灵魂救赎的必由之路。     

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一

本文论证《左传》文本形式的史诗性。《左传》文本在内视线索、选材和结构中心点上达到了史诗所要求的整一。《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全部叙事的最终思维指向是“天人合德”的历史观。四类题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礼崩乐坏”的现实，向着“天人合德”的主题辐辏凝聚，呈现比较严密的主题构思。《左传》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精神的第一次形象记录和阐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     

精神荒原上的脚印——王十月《收脚印的人》的反思与救赎

《收脚印的人》从民间传说"收脚印"出发,王十月回顾打工岁月的亲身经验,叩问自身灵魂,为隐匿的底层现实作证,用现实、魔幻、对话的"脚印"为当下底层打工者描绘在精神荒原上通往反思与救赎之地的引路脚印。     

以基督精神重新解读米开朗基罗《创世纪》中上帝形象

五百年来中外学界一直用人文主义观点，把米开朗基罗在《创世纪》中的上帝形象解读成人间英雄，将其画旨归结为歌颂人的创造和伟大。其实，米氏《创世纪》中的上帝形象是对摩西的“烈火”、以赛亚的“长衫君王”和但以理的“银发圣父”等上帝原型的承续和再创，其画旨是表达人的悲郁无助和对神的伟大救恩的颂赞和呼求。     

《日瓦戈医生》精神谱系探源

澄清日瓦戈形象的精神谱系是正确理解日瓦戈形象的意义和《日瓦戈医生》的影响的关键。其精神谱系是什么?综观目前研究,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即“多余人”说,“基督使徒”说和“圣愚”说。本文辨析了这三种观点,认为“多余人”说照搬既定话语,否定日瓦戈,其理论贫乏而混乱。“基督使徒”说欣赏日瓦戈,对理解日瓦戈形象颇有启发,但未追问其思想渊源。“圣愚”说揭示日瓦戈的精神谱系源于俄罗斯非主流文化传统———圣愚。日瓦戈的精神谱系不是“多余人”,不是“基督使徒”,而是俄国圣愚。     

复活的身体美学：耶稣基督的丑与美

钉十字架的耶稣完成了赎罪祭，按照古老的传统，祭仪中的主角总是丑陋的，这也正是耶稣在受难中的形象，只不过一般人看到的是喜剧中的“丑角”，而基督徒看到的却是甘当人世丑恶的“圣子”。在基督教语境中，耶稣死而复活，终祛除了丑陋，实现了美的转换。耶稣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从而打破了人神之间的界限，在美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人的身体可以像神一样完美。     

自然与人为的智者之辩

自然与人为的对立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其理论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自然与人为之所以成为智者运动的主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智者通过对该问题的激烈论辩,限制甚至否定了传统上神的支配地位,进一步推进了前哲所开启的从神话到哲学的重大文化转向。由此,依据智者对待人为问题的立场,可将其划分为神权论者和人权论者两大派别,更加清楚地理顺智者之间纠缠不清的思想关联。     

《新青年》的宗教观念与新文化运动的路向选择

从对宗教的大体认同,到站在科学立场的激烈反对,再到对宗教文化基因功能的承认,呈现了《新青年》理性主义的文化建设过程.宗教批判是为新文化的建立扫清障碍,其目的在于建构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体系.“宗教代替说”只是一种叙述策略,除了把“神”还原为“人”之外,它更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自我重构的艰难与困惑.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魂灵形象比较研究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分别被称为中国和El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中都有“魂灵”形象的出现,试图从《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发掘“魂灵”形象并加以比较。据此,总结出佛教对中日两国“魂灵”形象的塑造有着重影响。佛教在中国受到儒家思想的干预,在日本则带有浓重的神道教色彩,这是两部作品中“魂灵”形象出现差异的主原因。     

女性·爱·救赎·回归——从《山音》看川端康成的女性崇拜观念

川端康成执着于女性特别是少女形象的表现和塑造。对其笔下的女性表现出特有的迷恋和执着，对她们倾注了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寄寓了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川端康成的《山音》即表现出女性崇拜这一主题。女性崇拜代表着对一种纯真的自然的情感、一种真诚的爱的渴望，一种对生命的幢憬，是一种对人的精神的救赎，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意识。这种女性崇拜源于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也是川端康成对自己孤儿根性的一种解脱和拯救。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九歌》二题

一、比兴寄托《九歌》与直抒胸臆的《离骚》、《九章》等不同，它取材于民间祭相。但在思想宗旨上，《九歌》却与屈原的其他作品具有一致性，所谓“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它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情绪，同时也流露出某些民族精神的特征。首先，它表现了执着的追求精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都描写了神的爱情故事，表现了神的悲欢离合，而通过神话的故事情节也表现了人的现实情感。《湘君》、《湘夫人浑湘水之神之恋，他们相约会面，不仅凝神远望，而且或刻意装饰…     

略论近年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种“他塑”

我国新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他塑”所呈现出的艺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联系着社会深层文化精神的蜕变状况.新时期之初,张弦对存妮、周良蕙、傅玉洁、孟莲莲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创造,鲜明集中地显示出主体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主流文学中形成的妇女解放主题的回归与承继,映现出创作主体的一种拯救的精神姿态.这种精神姿态随着作家主体意识中文化观念的自觉与强化,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古华的《贞女》、陆文夫的《井》等小说对女性命运的描述之中.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冲突的加剧,作家主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感的冲突,使他们特别倾心于从代表着传统文化精神构成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获得文化心理的平衡,象路遥笔下的刘巧珍,贾平凹笔下的小月、小水,谭谈笔下的金兰等等,他们作为纯粹精神存在的象征,     

浅谈中国古诗中的“人本”与“中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与“中和”精神，对古代诗歌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等皆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古诗中表现出来的“人本”与“中和”精神，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一、“人本”精神对诗歌的影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种“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也有所反映。如儒家董仲舒指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要“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