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古代中国长期沿用的一种寓政治和经济为一体的特殊对外政策。在促进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代立国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又有新的发展。作者从朝贡贸易的实行措施、鼎盛表现和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对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进行全面考察。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王朝处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航海事业大发展、世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明王朝却一反宋元以来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旧制,将海外贸易严格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和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朝贡贸易的形态和性质.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备倭寇的骚扰,便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为此,甚至连沿海人民下海捕鱼也被禁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

明朝的广东三十六行,它和以后清代的厂东洋行即十三行的产生及形成,有着历史的渊源联系。而关于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起源,中外学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是而未决的历史疑案。本文试就明朝广东三十六行的命名含义、行商数额及其与清初广东十三行的关系等方面作一初步探索。一明朝的海外贸易,私营的有“商舶”、“寇舶”,官营的有“贡舶”、“市舶”①。在明朝“海禁”开放以前,虽然私营的对外贸易从法定的意义上是被禁止的,但有明一代,却经常有内外私商违禁私自泛海贩易。所以,在明初,私营的对外贸易不仅存在,而且在与“海禁”政策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着。至于明朝官营的所谓“贡舶”、“市舶”的海外贸易,则实际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制度。《明史·食货志》说:“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

在宗教祭祀、医药薰香、饮食调味过程中,香料必不可缺。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域外香料朝贡的高峰期,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郑和出使西洋,在明代香料朝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政治、文化与经济交流史上不可忽略。宫廷和民间对香料的旺盛需求,以及朝廷"四海归顺"的政治目的和寻找海外香料,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它使海外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盛,促进了中外香料贸易的积极发展。香料朝贡贸易带来的民间香料贸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

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日渐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内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成长几乎同步进行。     

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东南亚胡椒与明代社会经济

东南亚胡椒在明代的中国,其不仅是饮食调味、医疗保健的重要原料,亦被赋予了多重经济职能。在朝贡贸易、海禁政策、白银短缺、民间走私、隆庆开海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作为舶来品的胡椒不仅成为明廷赏赐百官、奖励军功、支付薪俸的主要物品,市舶抽分、进口商税的重要来源,而且时常作为商品贸易的纽带和润滑剂,甚至有了货币职能的雏形。     

论明代的“永不起科”政策

明代前期推行的“永不起科”政策与移民政策以及军屯,是明初朱元璋所制定的三大开荒政策。其中尤以永不起科政策,对于荒地的开垦、大量果树的栽培,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明代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策略,至今在明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涉及。现在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了解它在明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还可以追究明代皇庄所占土地的来源,甚至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在万历九年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时查出的大量不纳粮的缘由。这一政策虽在明代嘉万时期停止,而它的影响仍是很深远的,在清初的开荒政策中也有部分的体现。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初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倭寇,它对于加强海防、维护新生的明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海禁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它首先考虑的是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其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引起地方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因此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论明代的私人海外贸易

<正> 综观有明一代的私人海外贸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弘治时为前期。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只能在暗中艰难进行;正德、嘉靖两朝为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商集团;隆庆至明末为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冲破海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明初,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和防备“倭寇”的骚扰,便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正> 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由禁海闭关到开禁,由多口贸易到严加限制的广州一口贸易的变化。大体说来,略可分为两大时期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从顺治元年起到康熙二十三年止(1644—1684),这四十年间是实行海禁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顺治元年起到十二年止(1644—1655)是沿袭明制实行海禁的第一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研究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一经建立便很快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先后经历了建构、发展、整顿、破坏,以及由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演变为敕书朝贡制度的不同阶段。明朝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王朝政治体系,由中央礼部、兵部和地方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明前期)共同管理女真朝贡制度。其全力经营女真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为营建"大一统"的国家规模;二是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防范和牵制北方蒙古部。从女真朝贡制度运作过程看,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因此将女真朝贡活动简单地定位为女真朝贡贸易活动是不准确的。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     

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

近代早期中英两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皆经历了蜕变与重建的过程。中国由朝贡贸易转向民间海外贸易，英国则由商站贸易转向特许贸易。世界商品市场开始孕育成长，世界格局进入转换和重组的关键时期。海外贸易市场体系的发育，对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沿海城镇对日贸易浅谈

一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嘉靖中期至明末,随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断绝,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趋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明政府以东南沿海受到倭寇骚扰为由,中断了官方的“勘合贸易”并厉行海禁。但两国商人则千方百计冲破海禁,互通有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些城镇,这种交往达到了高潮。在浙江的宁波,由于受到传统的勘合贸易的影响,两国商人往来频繁,还出现了专门与日商交往的商人团伙和店铺,尽管在官方贸易断绝之后,来     

宋朝的海外药物交流

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以其独具的实用性和普及性,历来是中外海上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份。宋代,随着中外海上交通的日益发展,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也愈加频繁、兴旺。据中外史籍记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宋与亚、非、欧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药物交流,以朝贡、互赠、通商贸易等方式交流的药物有上百种。地区范围之广,品种数量之多,作用影响之大,都远远超过以前各代。然而,以往治宋代海上交通史及海外贸易史者,多偏重于经济上的商舶贸易和政治上的使节往来,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外海上药物交流,却甚少论及。缘此,本文拟对宋代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作一初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