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发掘和写好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同时还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代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是学术发展史,也是思想更新史,是学科推进史,也是学说传播史,还是矛盾斗争史.根据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实际,其外延可界定为"中社会学"的框架范畴,既包含了小社会学,也包含了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等多项内容.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应客观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根据史料分析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把握治史的态度与原则.此外,还应注重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开掘: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发掘面对中国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对前辈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传承前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特有概念和理论体系.     

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

反思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它并非现有社会学中众多的专业性分支之一 ,而是任何严格的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其根本目的在于对社会研究者本身及其学术场域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态度。而其核心是企图从社会实践的主客统一性出发 ,在对语言交流和文化现实的反思性批判中 ,通过实践理论来予以建立。这一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研究现状 ,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 ,增强学术的自主性与理论的自觉性 ,在学术场域中培养社会学家的科学惯习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

从涉入社会学研究以来,郑杭生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

中国社会学在其形成之初,不仅有丰富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想渊源.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传统,早期社会学家在这三大西方社会理论中分别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原则,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康有为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发端,严复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发端,而梁启超则在中西学术传统的融合中为中国社会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社会学的二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

本文从社会学的二重性,即科学性与人文性角度出发,尝试分析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首先,通过回顾美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历程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张力,总结出一些经验和特征。接着,对由于范式挑战而引起的对社会学“科学性”的质疑进行梳理,进而从逻辑、实证与有限理性方面对社会学的科学性进行定义。最后,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可能的“特色”来源与“特色”自觉意识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要扎根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土壤,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下的“人文性”共同发挥作用,发展出中国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俱强且和谐一体的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

世界社会学，如果从孔德１８３８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提出“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一词算起，已有１６０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如果从１９０３年全文出版严复译述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群学肄言》算起，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当然无论中外，社会思想古已有之，这里，是就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而言的。中国社会学百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５０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５０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世界社会学存在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是与它几乎同时的从马克思…     

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笔者以为已有的质疑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之一,探索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及其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思考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本文通过阅读《费孝通全集》,试图梳理一些相关概念,探索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特征及其形成,阐述他对社会学的期待,回应社会学所面临的质疑并探索未来社会学的可能路径.     

对八十年代我国社会学应用研究状况的反思

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一些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社会学,目的是为了把社会学作为救国济世的良方,研究和解决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实用性。一九七九年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恢复以后,社会学的这一历史使命究竟完成得怎样?剖析和反思一下整个八十年代我国社会学领域应用研究的状况,对于从宏观上提高认识,清醒我们的头脑,寄希望于今后的努力是很有必要的。     

基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

我国法社会学研究范式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统一,甚至存在争议,这不仅不利于法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法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作者认为,我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应立足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以功能主义为指引,重在解释我国法律在现实运行中是如何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从而对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出准确的预判或纠偏.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理论自觉"就显得十分重要,也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想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

中国社会学在1979年获得新生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在初始阶段,中国社会学通过学习、承传、借用欧美社会学而开始了重建之旅;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通过不断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正努力构建一种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的社会学.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的各种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院领域,这样一种多元性并存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再生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学必将对世界社会学产生越来越大的贡献,也将承载起更多的世界责任.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变迁20年

改革开放２０年，社会学作为中国历史上新时期的新兴学科和发展学科发挥了独有的作用。社会学理论因适应社会世俗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并得以发展和创新，完成了由理论化到大众化、由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由边缘化到主导化的转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学研究宏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瞄准我国社会最重大、最现实和最紧迫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从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生存价值，实现了学科现代化，在服务社会中自身得以快速发展。以研究社会变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学，将在２１世纪担负更重要的学术使命。     

从“文化自觉”看“天人合一”理念与中国社会学

将"天人合一"理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现形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应本着"文化自觉"的态度,用"天人合一"理念扩充社会学研究思想,丰富社会学概念的内涵,拓展社会学研究体系,最终促进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学方法新规则——试论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继承与超越

本文从布迪厄对涂尔干客观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继承出发,对其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理论性探索。涂尔干指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就必须与各种浅见和成见划清界线并将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的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则主张应该将受涂尔干排斥的“行为者的浅见和成见”同样视为社会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社会事实除了如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具有强制力的外部事物之外,还应该包括行动者所持有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基本表象。布迪厄的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的社会学方法论如今已成为社会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范式之一。     

迈向一种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学

当前的知识分子研究可概括为三种模式:本质论、阶层论和场域论.知识分子的场域观能够避免知识分子研究中的诸多困境,把它从贫瘠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争论中解放出来,迈向一种富于生产力的、别开生面的知识分子社会学.知识分子的场域观对中国知识分子本土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

作为展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社会学话语的有效性、影响力及其功能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体系的内在张力能否得到有效协调,这也是反映能否在多元分化的世界中凝聚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与共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和本质属性,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色。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既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统筹融通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内在的学术性话语、政策性话语、社会性话语关系的核心力量所在。深入论证为何需要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如何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人口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与魅力。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社会问题,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中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这需要我们构建本土化的人口社会学中距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意义上,人口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其特殊的内涵。而人口社会学者的学术自觉,则是人口社会学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论略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本质,但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完全断裂。中国社会思想史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建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同一性,进而发现当下社会的特质。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家的行动实践背后,都有强烈的秩序诉求,重在发掘传统思想现代生命力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与以秩序为中心的社会学形成同构。凭藉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思想,由此就确立了独特的社会学品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学理论视野。     

中国社会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之知识论探析

"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多年来备受中国学界关注,2018年谢宇与翟学伟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所秉持的却都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原则和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既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亦非片面追求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学者们加强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积累,深化对西方概念体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的理解,并进一步对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进行反思。只有将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与经验相融通,我们才能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回到“好社会”：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

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需要”概念快速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热门话语，并引发了跨学科的持续反响，而主流社会学却在这一议题上表现出了集体失语，这深层次地提示着当前社会学在回应规范议题上正在丧失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运思方式。为“人”服务、关注人类需要的社会学亟待重新思考其规范传统的当代价值，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为此，要积极推动为了“善”和“人类进步”来应用社会学，强化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合流来回应“好社会”的议题，并努力实现社会学研究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