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国际法对各国施加了善意履行其所缔结条约的义务,但是该条约在国内如何得以实施,却留给了各国以国内法的形式予以解决。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没有原则性的规定,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安全。该文从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入手,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相关立法的不足,并提出完善立法的思路及措施。     

论条约在香港的适用

香港回归前 ,遵循英国法的既有传统 ,条约不能在香港自动生效 ,必须通过英国或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相关立法将之“转化”为本地法律。香港回归后 ,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享有部分缔约权 ,条约实践呈现稳定并持续发展的趋势 ,但条约在香港仍然不能直接适用 ,仍需转化     

投资条约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制度研究

投资条约特有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实现了知识产权执法由立法向司法的扩张,保护与安全标准实现了知识产权执法由合规性义务向勤勉义务的扩张。相比而言,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知识产权执法规则旨在治理国际知识产权执法秩序,投资条约确立的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则旨在提供高水平的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条约确立的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标准,既不利于政府对外国投资的监管和规制,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国在缔约中应该尽可能弱化保护型标准的作用而发挥治理型规则的功能。     

论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

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有一元论、二元论、协调论三种理论,有转化、并入和准并入三种实践做法。一元论与二元论并非真的格格不入,各国在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上的差异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大。我国在宪法上没有对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规定,条约在我国的直接效力取决于具体国内法的规制。总的来说,我国在立法上是兼采＂一元论＂与＂二元论＂,但更加倾向于＂二元论＂的。就实践做法来看,我国与世界各国具有相似之处,即某些具有＂自动执行性＂的条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得到直接适用。如果中国在宪法上确立条约适用的准则的话,建议直接明确：有且只有具备＂自动执行性＂的条约才能在国内得到直接适用,其他条约应当被立法机关转化为国内法后适用,法院应当尽量协调国际条约与国际法的关系。     

国际条约临时适用的理论与实践阐微

国际条约的临时适用是一项重要而特殊的条约机制,它是指条约签署国在条约生效前根据条约的规定或全体签署国之间其他形式的合意,将条约的全部或部分条款适用于与该条约相关的行为、事实和情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临时适用规定较为简略,其亦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临时适用已经具有丰富的条约实践,通过对其进行梳理,对进一步理解国际条约的临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清朝早期(1689-1869年)的条约实践与条约观念

本文尝试从条约法视角考察 16 89- 186 9年清朝的条约实践与条约观念 ,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有所发现。论述分为三方面 :一、条约作为国际之间交往的法律形式 ;二、条约必须信守 ;三、条约可以修改     

技术措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义务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1995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试论国际私法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国际私法条约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适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国际私法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遵循着直接适用和优先适用的原则,并且这些原则予以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在某一具体涉外案件中,双方当事人所属国均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但是这并不排除条约非缔约国的双方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适用统一实体私法条约.     

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信息条款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对权利管理信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国对于权利管理信息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法律救济。由于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权利管理信息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比较各国履行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保护条款的国内立法,主要差异体现在权利管理信息定义、禁止行为、主观认知要求、例外限制情形以及法律救济方式五个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权利管理信息提供了较为详尽合理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明确。     

论条约名称在中国国内法上的规范化运用——以条约名称与条约内涵的和谐一致为视角

我国国内法上关于条约名称的表述多种多样,其中,国际条约、协定、条约都是常用的称谓.但是我国国内法上条约名称的运用存在诸多问题,如条约名称的运用比较混乱,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有些法律法规中“条约”的具体含义不清楚；我国国内法上“条约”名称的运用既不能与国际法上的“条约”名称相对应,也不能与我国缔约实践中的“条约”名称相对应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条约名称与条约内涵发生了冲突,存在着对立和矛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应该以条约名称与条约内涵的和谐一致为出发点,规范国内法上条约名称的运用.     

论近代中国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特征——与非条约口岸城市之比较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 ,一类是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其中 ,条约口岸作为中国最先向近代转型的一类城市 ,是在列强的胁迫下 ,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其发展不仅有双重性、领先性特征 ,而且还存在着各口岸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发展水平与规模的巨大差异性 ,甚至影响着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内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进程。     

论欧盟法效力与欧盟法治

欧盟是由条约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是依照由条约及欧盟机构依条约制定的法律组成的欧盟法进行治理的。欧盟法直接效力和最高效力的确立,不但保障了欧盟法效力的实现,更使欧盟法成为有别于其他国际条约的独特的法律,形成了欧盟独特的超国家法治。《欧盟宪法条约》将欧盟法治以基础条约的成文法形式加以巩固,更彰显了法治之于欧盟发展的重要意义。欧盟法治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是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略论条约入宪

条约是国家对外事务的法律成果,我国现行宪法对条约只有程序方面的规定,而无实体性规定,即没有规定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一点目前是通过若干部普通法律来体现的,在以后的修宪中应加入条约法律地位的条款,只有这能充分发挥条约的法律效力和体现宪法最高法律规范的作用。     

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明确我国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在海外被逮捕拘禁的我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要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其中如遇与我国缔结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国家,还需适用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中,双边领事条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之间双边领事条约实践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素材,同时,领事法的法典化发展又统一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提升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履约标准,为现代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提供了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指引。我国和多个国家之间缔结有双边领事条约,这些条约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领事保护与协助供给了实践新做法,并推动领事保护的新发展。     

论条约在日本国内的执行

条约在日本的执行状况是一个很有特色同时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总结了条约在日本执行的三大主要特点,即:条约在日本宪法规定中范围的多样性,条约在日本国内法中位阶的多样性,直接适用为主导的条约适用模式。同时对这三大主要特点一一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且指出上述特点是日本在遵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基础上所作的符合本国历史传统和宪政体制的安排,对他国具有借鉴意义。     

论中国对条约提具的保留及其总体完善对策

中国迄今已经对所参加的82项多边条约提具了保留。中国提具保留的时机、原因、决定机关、程序和类型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特点。但是中国的条约保留制度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关于条约保留在国内法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在作出保留时一般都没有说明理由;迄今尚未全面回顾审查已经提具的保留;保留实践的方式比较单一。完善我国的保留制度势在必行,具体包括：积极探索和解决与条约保留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加强本国如何提具保留的对策研究;加强应对他国提具保留的对策研究;加强关于正待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的《条约保留实践指南》的对策研究。     

论条约适用的宪法规制

条约适用即条约的内国化,主要涉及条约的生效、效用等级等问题,为此,各国进行了不同的宪法规制。在我国,一方面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严格恪守条约优先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又欠缺关于条约适用的宪法原则指引。加强和改进条约适用的我国宪法规制实属必要。     

美式投资条约的新近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进入21世纪,美国将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规则逐步协调一致,并在NAFTA第11章投资争端仲裁实践的基础上,对投资规则进行了一定修正,防止投资争端仲裁机制造成对国家主权的过度侵蚀。近年来,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几乎都包含了投资争端仲裁条款,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美式投资条约争端仲裁条款的新发展很值得我们研究,并应在时机成熟时加以借鉴。     

与国际法上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相悖的研究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国际法上一项历史悠久的基本原则。现在,没有任何国家敢宣布不承认这个国际法基本原则,但与其相悖的实践却常见,这里既有合法的一面,又有违法的一面。文章主要探讨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国际法上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及解决与其相悖的问题。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性的证成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缘起于"人造之权"与保护范围的法律划定是知识产权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基础,世界知识产权的不平衡格局以及国际条约义务下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利益的关联,则是知识产权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动因。中国亦应参考知识产权作为公共政策选择在国内与国际立法的实践,在国际条约允许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知识产权立法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