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考——以光伏产业“两型”市场驱动产业系统的构建为例

对我国光伏产业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利的宏观外部环境、"两头在外"的行业产业链布局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是光伏产业被指控的重要原因。在解读国务院出台的发展光伏产业"国六条"等一系列政策战略的基础上,结合"两型"社会的低碳背景,构建了以多元化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中国光伏产业国内市场驱动"两型"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及产业系统。这不仅能为我国光伏产业的战略调整探寻契机提供参考,也为我国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及其他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新的战略运作思路。     

对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的反思及完善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传统能源的日益枯竭,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包括光伏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光伏调控政策,促进了我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光伏生产大国的目标,产业集聚初步形成。但同时,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链不完善、经济激励政策不足、并网电价迟迟不能确定、出口市场单一等。因此,需要发挥行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培育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一步加大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尽快推出光伏产品期货,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路径选择

自201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光伏产业在我国实现了爆炸式发展,成就了我国在世界光伏产业的领军地位。然而,进入2011年后,国内光伏产业发展迅速转冷,暴露出产业结构失衡、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创新不足等问题。国内光伏产业在"机会窗口"中的定位出现偏移是根本原因,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环节定位出现严重下滑是主要原因,而国内光伏产业发展模式的不匹配是重要原因,产业发展政策不力是外在原因。因此,应该重新界定光伏产业的"机会窗口"归属,调整产业发展模式,积极推动技术及资本平台的建设,建立产业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等。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文章以现代股利政策理论为指导,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问题形成的原因,并揭示出这些问题对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后根据现代股利政策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财政补贴农业政策探研

中国财政补贴农业政策始于1950年代末,1978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至今,财政补贴农业政策迅速发展,力度空前.不过,中国财政补贴农业政策亦存在着诸如缺乏长效的法律制约机制、补贴框架单一、补贴重点不突出、管理部门多、农业保险投入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建立保证献策政补贴农业政策的成文法；建立立体补贴框架,增加长远性补贴；既普遍关怀,又突出重点；建立财政补贴农业—综合管理机构；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等.     

青海省光伏产业发展研究

太阳能光伏产业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未来低碳社会的理想能源之一,当下正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中国,太阳能产业,特别是光伏产业异军突起,形成了一个高水平、国际化的光伏产业群体,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这个年轻的新兴产业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以及主要光伏应用国家政策的调整,正面临着众多挑战和困难。本研究依据国内外光伏产业发展形势变化,结合中国"十二五"新能源规划,分析和研究了青海省光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前景与风险性、发展方向,提出了发展的对策建议。     

公共财政支持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山东寿光大棚蔬菜产业为例

文章就我国日益严重的农业生产面源污染问题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寿光大棚蔬菜为例,对目前大棚蔬菜生产及其产生土壤、水资源、蔬菜产品污染的现状进行调研,从经济学的角度重点分析大棚蔬菜生产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提出依靠公共财政保障大棚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再制造产业发展问题探讨

文章从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出发,探讨再制造产业发展问题。在提出再制造产业概念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再制造产业目前存在五大突出问题:发展长期滞后、行业整体缺乏竞争力、产业政策不健全、产业准入壁垒高、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加快再制造产业发展要从完善法律体系、加强产业监管和完善科技政策三方面进行。     

我国环境问题的道德思考

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缺乏环境伦理道德观念而造成的人为破坏。文章阐述了环境道德的由来,并对当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环境道德失范现象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加强环境道德建设的对策构想。     

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政策优化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机制。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尚未形成多种财政补贴模式,政策支持缺乏有力保障,且农业保险的各项支持政策仍处在单兵突进的阶段,政策之间缺乏协同机制和整体规划,难以改变有效供求双不足的局面。对此,必须明确政府支持模式的优化路径,优化财政补贴方式,在农民内部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着手建设跨地区跨时间的大型农业保险数据库,建立相关政策间的联动机制,做好农业保险整体发展规划,从而实现农户、农业、农险、农贷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数额巨大且逐年增长,引起了广泛的质疑,而现有研究对政府补助企业的动机尚无一致的结论.基于理性经济人理论,考虑制度更改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以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企业的主要动机在于扩大就业和帮助上市公司"保牌",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税收和帮助上市公司达到配股要求不是政府补助企业主要考虑的因素,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应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加强对政府补助的审批和监管,提高政府补助的资源配置效率,并积极引导政府补助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我国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我国以粮食直补为主体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对稳定粮食生产、保护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补贴额度较小、粮食最低收购价偏低、补贴标准不统一、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而且没有考虑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不足及其政府的积极性,同时,粮食补贴普惠制本身也有局限性。应加大粮食补贴力度、改变补贴方式、统一补贴发放标准、降低行政成本,适当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粮食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贴。     

农村社区公共品"民办公助"供给中的村干部激励研究——对福建省25县239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践的调研分析

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一事一议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基本机制,该机制下社区公共项目建设需要村民进行集体选择,并由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工作.一事一议早期项目建设基本依赖"民办",村民集体行动陷入困境;2008年后财政奖补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进入了"民办公助"新时期,有效调动了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建设公共品的积极性,但是财政奖补没有直接对村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激励.基于福建省的调研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之所以被调动,是由于政府与村民联合起来向村干部施加同向而有效的影响,其中乡镇通过村干部绩效考核、村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干部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村民直选导致村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应进一步完善村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和村民民主机制,继续提高财政奖补额度,并给予人口规模小的村庄更多支持,以促进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政策的经济诱因与地方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要职能。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赋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任,利用公共政策促进地方发展成为我国各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经济诱因包括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发展工业园区等。上述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通过转变经济诱因方式、协调地方政府机制、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空间、重视本地开发等一系列手段加以改进。     

政府补贴是否正向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在分税制和晋升锦标赛双重激励下,我国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补贴力度逐年增加。使用2000—2007年180多万家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且其影响能够持续3年以上;政府补贴的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对西部地区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政府补贴实际效果还依赖于企业所属的行业性质,补贴仅对40个行业中的22个行业起到显著作用。因此,政府补贴的效果总体上值得肯定;同时,政府在实施财政补贴时应该充分考虑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使财政补贴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新能源产业贸易、国际分工与竞争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全球新能源产业规模急剧扩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国际分工起点较高，要素配置国际化进程较快。同时，各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价值链分布以及国际竞争格局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新能源技术路线、行业组织结构以及全球能源格局仍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分工机理和模式尚未完全明朗。近年来，我盯新能源产业扩张集中在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虽然制造成本、生产组织、国际市场份额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规模和成本优势。核心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国内市场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仍延续“两头在外”的模式，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工收益受到挤压。为此，应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加快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国际化的产业发展体系。     

“两型”视角下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信贷支持研究——以三一、中联为例简

金融信贷支持与先进制造业发展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健全与高效的信贷体系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最大限度推动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通过高新技术的扩散、渗透和诱导等方面的效应带动技术变革,利用其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效应引致相关产业结构变动,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其它产业发展,给金融信贷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在信贷支持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明显不同的待遇,由此而引申出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许多问题。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建议：一是政府制定和完善信贷政策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二是要继续完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三是建立健全先进制造业企业自身信用制度：四是加大对民营先进制造企业的信贷扶持力度。     

基于政府金融审计的政策取向研究

为研究政府审计对我国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免疫作用，对现行审计政策、金融审计进行定性研究，对金融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取得的积极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表明，一方面，政府金融审计与金融监管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运用政府审计政策，能够发挥国家审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的“免疫系统”功能，来防范和化解我国的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安全发展。     

解析日本明治初期农业补助政策

农业补助政策不仅能够体现执政者对农业问题的认识,亦能够体现农业在该国家产业结构及财政体制中的位置;同时该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各自的动向,还能够体现出该国家统治政权的结构及其施政方式。日本明治初期农业补助金投入的具体内容表明,该补助政策继承了江户幕府农业补助政策的内涵,其目的仅仅在于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具有前近代性;这无疑是明治时期日本农业一直处于零星农业状态的原因之一。同时该项补助金投入的整个过程凸现出明治初期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相对性关系,进而表明该时期其各项近代化政策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协商、交涉中实施的。     

政府补贴方式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讨论政府补贴方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东、中、西逐渐降低的态势;从全国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都具有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而分地区来看政府研发补贴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负相关,与西部地区正相关;税收优惠与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正相关。据此,政府部门应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大核心技术研发的税收优惠力度、优化外部环境以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