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开始于1953年,其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半个世纪过去了,农业合作化依然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主要出路。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国农业合作化对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及解决好"三农"问题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9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随着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本文对199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起源、争论、历史评价等问题的研究作一学术史的梳理。     

从社会心理看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冒进的原因

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虽然农业合作化运动把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领导地位,但也在长时间内遗留下了一些问题。细致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冒进的原因,笔者发现,除领导人激进意志外,社会心理的急于求成、盲从与激进也是合作运动出现＂冒进＂的重要因素。     

意识形态与发展进路:农业合作化运动再反思

1950年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不仅是一场旨在消灭土地私有,建立集体化农业体制的经济运动,更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先导的社会改造工程。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制约,使得这场运动的缘起、过程及最终归宿都显现出关联紧密的、固化的特征。因此,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做分期处理,认为后期错误主要是最高领导人抉择失误的观点就值得商榷。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当家庭遭遇革命——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家庭的解体及其文学表现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行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成为一种显在的阻碍力量。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有必要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摧毁传统家庭模式。为了瓦解传统家庭,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十七年文学采取了一种改写、将家庭问题政治化和去私化的策略,将个人从传统大家庭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其置于一个新型的集体组织中。当革命的大家庭接纳了失去小家庭的个人,并以集体的名义实施对个体的全面控制后,个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是主观选择还是历史必然——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动因的再认识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农业合作化不是主观选择而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家工业化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要求.     

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乡村权力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土地革命以后的乡村变革主要体现为旧式乡村势力与新兴政治代表之间的权力斗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将农村新旧权力之争转换为两条道路之争,这一叙事方式是为增强政治话语的真实性、有效性而对特定的生活素材做出的意识形态化阐释。这种叙事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乡村权力书写范式,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维度。     

政治话语中的女性身体——以十七年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为例证

1950—19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婚姻不幸且有道德瑕疵的贫苦妇女是一个特殊的形象群体。这个时期的农业合作化小说文本通过对这一形象群体的命运设计、情节安排、结构组织和叙事者声音等手段,在政治与女性身体之间建立起有明确意义指向的批判关系,将身体话语编织到政治话语中,全方位实现了女性身体的意识形态化。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识的差异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差异。如对合作社功能的理解、对小生产存在的态度、对进入社会主义条件的分析以及对苏联经验的选择等方面。他们两人的分歧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最初的艰辛求索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