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生命政治行不通——对生命政治的崛起、繁荣与困境的再思考

生命政治全面推行以来，西方现代化不仅未能延续其繁荣，而且越发陷入困境。历史地看，生命政治因人口治理而崛起，因新自由主义而繁荣，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然而批判性地讲，尽管生命政治发展为人口学、例外状态、经济治理与数字生命政治等形式，但这不仅没有给予个体更多人权与自由，也没有产生通往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这表明生命政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行不通，所以不能走其西方现代化老路，而要走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这是研究生命政治的当代价值所在。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安全配置：福柯治理术的运转机制

自由主义治理术是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最后诊断。根据福柯的研究,规训社会从19世纪起逐渐转换为治理的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在于保证事物自由流通以及繁育生命,然而,这种权力配置却被福柯形容为“恶魔般”的。想要理解福柯的这一论断,就需要探查治理术运转的核心机制——安全配置。安全配置一方面维持治理术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则常常通过警察行为和种族主义等范式超越法律行使权力。也正是在安全配置的层面上,福柯展开了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社会自然性"的规范性效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关系

"社会自然性"概念是经由福柯生命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而被主题化的概念.生命政治学以人口的社会自然性特征为出发点,讨论权力形态的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规范化社会,并指出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政治经济学要求.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更加合理而准确地界定社会自然性及其规范效应,从而给予生命政治学以合理的定位.同时亦为在"规范性"议题上讨论政治哲学提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     

生命悲剧意识与悲情意识：《秋风辞》的两种释读

《秋风辞》作者问题实可存疑，由此带来两种释读方式，且都深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理结构：1．若确为汉武帝所作，则是最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其“圣君”胸怀，是政治本体的极度乐感；却不能改变“衷情多”、“奈老何”等悲剧与困境，正是生命悲剧意识；其指向是对有限性、悲剧性的审美超越，进而事功追求。2．在作者“佚名”前提下，则体现了悲情意识。全面涵盖了感性生命，即时间、共在、欲求、价值等方面；融有多重悲情，所谓悲情意识是觉知到悲情是人生与历史的常态；更易“弥合”，消解方式即感性生命的深情体认和情理融合的审美境界。     

遭遇阿甘本——赤裸生命的例外悬临

阿甘本依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探寻了不可能在场的在场性，在福柯创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批判基础之上，生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赤裸生命、神圣人、悬法例外状态等一系列重要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统治新形式的深入思考之境，并对德波指认的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现代收容所等重要历史事件作出了极为精彩的本质批判和内里透视，直接引领了当代激进批判话语的重要现实转向。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政治哲学视权力为一种历经复杂谱系,以真理为支撑条件的动态机制。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西方现代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就其诞生的谱系而言,它是权力机制由18世纪西方社会传统统治权模式向重农主义治理术转变的结果;而其真理性条件为:人口作为生物学存在的"自然性"。人口"自然性"作为一个具有实体性意义的可分析场域取代了以君主意志和利益为核心的统治权结构。以人口"自然性"治理人口成为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自此权力得以深入干预人口活动,更得以以生物学模式处理人口整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重新将人口问题置于对权力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中,避免由生物学思维模式产生的政治暴力,是福柯权力理论之于当代政治实践的理论价值所在。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控制中发明了一种不是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这就是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学存在,即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对象的人口。正是在对人口的治理中,诞生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中的全新的治理术——治安,这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中的结果。     

解构"人权":马克思、福柯与自由主义

本文以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作理解背景,主要通过马克思、福柯及自由主义之间的互读,指明"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及"人",按其认识基础来说,正是一种"分离主义"的理解.这从逻辑和人的行为取向所要求上都与政治解放过程的完成相冲突.马克思对政治解放"限度"的理解,可互读于福柯对"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之间背反关系的揭示.但是,马克思毕竟无法坐实在解构主义中,诉诸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乃是马克思解构"人权"的初衷.     

福柯的治理范式及其方法论启示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中,福柯从谱系学方法出发,以"治理范式"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从治理的视角观之,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特殊的治理技艺,是治理实践建构的结果。通过治理范式的方法论透视,福柯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假象,另一方面强调治理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动的建构意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是历史宏观规律或经济必然规律机械决定的结果,而是通过治理实践建构并实现出来的社会现实,这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视角。同时,福柯对社会主义治理术的探讨也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