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研究——基于双向度社会距离测量

本研究设计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社会距离量表,以武汉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问卷数据为基础,分别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双向度测量二者的社会距离加以比较,并研究社会地位、交往网络对两个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     

社会距离与农民间的合作行为

合作的发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有可供选择的合作者;二是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对于农民群体来说,较近的社会距离虽比较容易建立信任感,但由于人的精力所限而决定的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过小,进而导致农民找到适当的合作者的机会大大降低,使农民之间真正的合作较少发生;与此相反,较远的社会距离虽可以让农民找到足够的可供选择的合作者,解决了合作者问题,但由于农民特有的人际信任结构决定的相互信任的缺乏,也同样使合作行为很少发生.所以,社会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农民合作行为的减少,中等社会距离的农民之间才最容易发生合作行为,从而使合作行为发生率曲线呈"倒U"状.因此,在增大农民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没有太大的空间的情况下,促进农民间的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或契约信任转化,从而使远社会距离的农民间较易建立相互信任感,才是提高农民间合作的最有效的途径.     

社会情境理论:贫困现象的另一种解释

1960-1990年代,西方学术界围绕"底层阶级"贫困群体的特征及产生,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与此相关的理论解释--社会情境理论.该理论的中心关照对象是贫困群体,它试图从情境出发,解释社会适应过程中贫困群体生长的原因.尽管围绕这一理论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亚型,但其中心思想是,社会适应的缺失造就了贫困群体.本文认真梳理了社会情境理论的基本线索,并对这一理论的若干亚型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社会距离视角下我国对东盟地区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基于外群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

媒体渠道是推动国家间心相近、民相亲进而带动其他领域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OCEES数据库，在群际接触理论框架下，借助群体关系研究中的社会距离量表对我国在东盟地区的国际传播效果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本国社交媒体使用、中国传统媒体使用和中国社交媒体使用均能够显著拉进当地民众与中国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其中对社会距离预测能力最强的变量是本国社交媒体使用，其次是中国社交媒体使用。外群威胁对本国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调节作用。     

海南4个野生地理群体长肋日月贝AFLP分析

为了解长肋日月贝(Amusium pleuronectes)种群遗传结构,本研究应用6对引物,采用AFLP分子标记技术对中国海南4个野生群体(共134个个体)的长肋日月贝进行遗传结构分析.结果显示,6对引物组合共扩增出203条扩增带,平均每对引物组合产生33.8条扩增带;扩增带中的多态性位点共97条,多态位点所占比例为47.78%.统计分析了4个野生群体的多态性位点、群体Nei氏遗传多样性指数和Shannon’s信息指数等,并进行了UPGMA聚类分析.结果表明,4个群体的群体Nei氏遗传多样性指数在0.0957~0.1135之间,Shannon’s信息指数均在0.1493~0.1769之间,4个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均偏低.陵水群体(LS)和三亚群体(SY)的多态性位点的比率均为40.89%,潭门群体(TM)的多态性位点比率最低,为34.48%;4个不同群体间遗传距离都不大,SY与白马井群体(BMJ)间遗传距离最大,为0.0162,TM与BMJ间的遗传距离最小,为0.0049;没有发现群体特异性条带.分析了各群体内部的个体间遗传距离,结果表明,BMJ、TM、LS和SY群体内部的遗传距离分别为0.1217、0.1065、0.1212和0.1179.AMOVA分析结果显示,种群间的分化系数(Fst)为0.06834,基因流水平(Nm)为3.408.表明野生长肋日月贝的遗传变异主要来自群体内部,群体间的遗传分化程度不大.另外,在长肋日月贝的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繁育方面提出了建议.     

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引入社会距离 (socialdistance)的概念 ,运用问卷调查的结果 ,对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调查结果表明 ,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 ,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 ,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 ,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 ,并以此与城市生活产生隔离。本文对社会距离增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新一代民工的身份认同变化、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以及传统网络的存在是社会距离增大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根据“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其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素中,网络密度与社会距离是呈正相关的,也就是人们交往圈子中亲属所占的比例越大,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就越远；网络多元性对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越多,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信任有助于减小社会距离,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都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尤其是对社会中不稳定关系的信任度越高,那么其感觉到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越近.不过,社团参与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

本文侧重从心理与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贫困问题。通过调查分析认为 ,由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贫困群体 ,从而在心理上拉开了与非贫困群体的距离 ,出现了与社会分离的趋势 ,这不利于社会融合。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会形成贫困群体文化 ,将更不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因此 ,城市反贫困行动不仅要有助于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而且还要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     

论晚明传教士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以艾儒略与福建地区为例

晚明耶稣会传教活动向民间深入之后,传教士们开始进入远离两京的地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异于早期"西儒"形象的社会角色.本文以艾儒略在福建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为个案,分析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传教士及所传天主教的不同理解与接受状况,并以此透视异质文化间交流与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社会距离理论之概念及其它

从物理学到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距离概念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国际上对社会距离的理解往往将其局限在族群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内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的深入,社会距离理论开始逐步向研究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这两类异质性社群关系过渡,也越来越多地被更多学者所重视和运用。但是由于社会距离理论固有的一些痼疾和缺陷,使得社会距离成为一个争议颇多的概念。     

从“占中”看香港对大陆的群体偏见——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

香港"占中"事件的爆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存在负性情绪的群体发起抗议时的强大力量。"占中"群体的诉求由最初要求实现普选自由到最后的"港独",无不表达了对大陆甚至对祖国的不满。而这种不满究其原因是香港对大陆的偏见,包括了"暴发户""土豪""素质低下"等标签化的词语。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来解释香港对大陆的偏见,及偏见形成的过程与原因,有助于加深两个群体间的认同与理解,减少群体间的摩擦与隔阂。     

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排斥的成因分析

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排斥是转型期广西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广西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社会排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城乡排斥;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广西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性别排斥;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供求矛盾导致对大龄劳动力的社会排斥;人力资本欠缺导致对低学历群体的社会排斥等.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农民工群体社会服务现状及其对策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成员身份定位及社会福利资格是当下社会政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社会质量理论通过个人与社会、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等两个关系维度建构了考察社会生活整体状况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导向意义。因此,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分析和考察农民工群体社会服务需要满足现状,探讨提升农民工群体社会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很有必要。最为有效的途径是,国家向农民工群体提供集体消费的供给,以满足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     

浅析影响女性群体消极自我评价的因素

在现代社会,女大学生群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这种"学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舍弃自我追求,寻求"替代成就感",可见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极弱,自我评价成现自卑消极性态势.本文试从社会权威评价活动和女性主体意识两个因素入手分析它们对女性群体自我消极性评价的影响.     

如何认识中国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桂勇教授访谈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对于未来中国究竟会走上什么样的发展之路,人们并没有形成共识.事实上,探寻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借助对中国社会诸群体的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大体触摸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搏.在这一问题上,著名青年学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率领团队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在本访谈中,桂勇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团队的部分研究成果.他着重分析了中间群体和底层群体的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以及形成这种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的结构性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不同群体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可能影响,同时针对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议.     

失地农民社会排斥机制研究

失地农民是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日益成为新的弱势群体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其受到的社会排斥机制.失地农民群体受到了来自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力市场就业、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排斥,这些排斥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对失地农民群体的排斥机制.     

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

求证自我何以成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社会转型期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大厦打地基的工作.社会价值体系起源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是探寻社会价值原点的中间阶段.个体因其生命人格的真实性而成为我们寻找社会价值源点的一个关键环节.自我作为社会价值源点是由自我的根本特性决定的,自我区别于社会价值主体、群体价值主体、个体价值主体的特性决定了只有自我才具备作为社会价值源点的资格.     

论人类社会的群体性和整体性

社会具有群体性和整体性两个突出特征.群体性组合与整体性组合虽然都是社会系统,但其发育水平是不同的:群体组合处于较低级的系统水平上,整体组合则处于较高级的系统水平上.从根本上讲,群体组合具有较大松散性,不能作为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统一体发生作用;整体组合则具有紧密性,能作为社会统一体发生作用.能动地把握社会组合的群体性与整体性,把它运用于我们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全球消费与底层反抗——山寨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全球化的扩展对个人生存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消费社会对于形塑个体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山寨这一实践现象放置于消费社会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理解,山寨实际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社会中底层消费群体的"拟像",同时也被整合到整体性消费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过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山寨化与麦当劳化构成了整体消费社会中弱势与强势阶层的两种行动方式,山寨是底层消费群体反抗的一种弱武器.     

论科学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

厘清科学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地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助于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与丰富社会主义理论,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科学发展与社会公平辩证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形而上的思辨来说,科学发展为社会公平提供了指导思想与方法论,而社会公平为科学发展提供价值辩护与价值导向;以科学发展来实现社会公平,以社会公平来促进科学发展.从形而下的中国现实国情来说,二者统一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实践之中;二者的辩证关系体现于历史性、阶级性、客观性之中,也展现于区域间、代际间、群体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