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当前我国一些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看,委托人(慈善资产捐赠者)和代理人(慈善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慈善组织一系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其公信力丧失。因此,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是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前提。为此,借鉴美国做法,可以通过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及构建信用评级体系等途径,提高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提升其公信力。     

我国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基本构想

慈善组织的认定是慈善立法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慈善组织享有"慈善"字样冠名权、免税资格和募捐资格等的前提条件。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目的是将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其他非营利组织作相对清晰的区分,促进慈善组织实现其慈善宗旨。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指出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现实需要看,当前中国不仅仅需要培育狭义的慈善组织,也需要培育广义的慈善组织,特别是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在培育模式的选择上,从培育的动力、培育的能力与可行性角度分析,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和专门机构主导模式各有优缺点,基于国内四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中国未来也应当选择统一培育模式。     

传承与再造:中国慈善发展转型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慈善的发展转型,从古至今,是一个传承与再造的过程。中国传统慈善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的历史格局是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交相运行。传统慈善救助是以政府为主体承担,民间慈善只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传统慈善救助方式以养济为主。传统慈善发展到近代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开始向近代慈善转型,其最突出的标志是慈善的民间性。近代慈善发展到现当代,本应进行第二次转型,但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其转型被延缓下来。直到改革开放后,经过从1981年到1994年十四年的中华慈善的全面复兴,此后又经过十四年的发展历程,以2008年出现的"全民慈善"为标志,才开始中国慈善史上由近代向当代的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是对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考验。政府应当从慈善官办的位置上退出,民办官助才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慈善组织机构的发展运营,其科学合理的路径选择,应当是走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和普及化之路。     

民间商会的慈善参与机制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动力机制，体现在发挥中介桥梁作用及网络内互动优势等方面，其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一定的积极表现，但同时存在民间商会慈善参与的社会资本不足、内部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可从政府、社会及商会组织自身角度加强构建与整合，增强慈善参与的效果。     

略论民间慈善组织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思路

发达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民间慈善组织在生成机制、运作逻辑、社会效率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既肯定了慈善组织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减轻政府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揭示出其在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影响力,这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比较研究是形成研究特色和凸现针对性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视角.通过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研究基础、研究思路等探讨,旨在为政府、社会提供合理的政策依据和有效的风险治理路径.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监管

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然而2011年集中爆发的慈善丑闻为其发展蒙上了阴影,慈善组织的监管问题日趋迫切。加强慈善组织监管必须采取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治理结构、调整政府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积极调动社会先进监管资源等措施。     

慈善组织演进轨迹与培育路径

对于慈善组织的出现,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国悠久的慈善文化为本土慈善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也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中国慈善组织经历了从传统的狭隘性到近代转型,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沉寂到当代的繁荣的曲折发展历程。当今中国的慈善组织在自然灾害、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老助残和慈善支持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要实现中国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制度安排、社会环境改善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革新等方面作出努力。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慈善:政府与民间的责任边界

政府与民间在慈善中的责任边界是不同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践模式:美国是“民间主导型”的,英国是“合作伙伴型”的,而加拿大则是“志愿者参与型”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形态决定了我国慈善事业必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慈善组织必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从慈善的本质来看,政府应该扮演好慈善政策的制定者、慈善精神的培育者、慈善行为的保护者、慈善运行的监督者、慈善环境的营造者等角色;民间应该扮演好慈善组织的培育者、慈善资金的筹集者、慈善活动的动员者、慈善平台的搭建者等角色.从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来看,我国慈善事业必将由“政府主导型”走向“民间主导型”.     

先蓁蓁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非营利组织：有效促进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

企业支持公益事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而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公益责任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有效发挥其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加强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和社会公信力的建设;发展慈善组织,规范慈善行为;非营利组织应加强对企业公益和富人慈善家的宣传;企业应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加强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     

被困的慈善：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及其重建

慈善组织,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慈善组织公信力构成要件的断裂、变异与缺乏,以及在市场牵引、媒体放大与监督缺失等外引力的相互形塑下,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发生了严重异化,呈现当代中国被困慈善的状貌.要重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必须重新定位慈善的本性与推进慈善的现代转型.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防范

一、问题的提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指慈善组织获取公众信任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慈善组织行为能力的积淀,体现了慈善组织的理念、诚信和具体服务的程度。同时,它也是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评价,反映着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满意度和信任度。①作为一种社会信任系统,作为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作为民众信任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公信力已经成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慈善事业发展中慈善组织能否公开透明运转,慈善组织内部的廉洁与否,其成员的社会声誉如何,都将关系到捐助者的精神满足程度,进而对慈善行为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预防与追惩：慈善组织政府监督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完善

社会秩序价值与结社自由价值影响着慈善组织政府监督模式。坚持社会秩序价值优先者主张慈善组织政府监督模式为预防制；坚持结社自由价值优先者主张慈善组织政府监督模式为追惩制。预防制的英国模式、追惩制的德国模式和预防与追惩结合的美国模式都各有其特点。我国应该建立预防与追惩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并在审计监督、税收和诉讼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     

论慈善事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

本文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机制的角度 ,分析影响和制约我国慈善事业社会化的因素 :缺乏社会公共意识、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策导向、中国民族传统道德和宗法思想等。中国慈善事业在与国际慈善理念接轨、向高层次的社会化阶段发展的过程中 ,应立足社区 ,发育发展社区慈善组织 ,实施社区慈善项目 ,实行慈善事业社区化。慈善事业社区化的实践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和完善 :社区慈善事业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和理解 ;社区慈善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非营利组织的理念和规则进行运营 ;慈善资金的管理应公开、透明 ,使用须公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