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与通向他者文化、他者美学的可能——为“跨文化美学研究”一辩

跨文化美学研究简单说来就是求得自觉和丰富自身,即在与作为“他者”的文化中的美学进行对话和了解的过程中完成并深化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尝试进行超越性的自身建构。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学科本质在本体上就是“跨文化视域”,即不完全等同于“文化间性”,并不满足于发现文化“间”的关系,它还有追求文化间质素相会通并据此实现文化超越和传承性转化的追求。     

论中国“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需求

“佛系青年”的主体是“90后”青年。不愿参加现实社会劳动的“佛系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乐于从事免费数字劳动。本文基于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发现免费数字劳动能够满足“佛系青年”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和归属需求。自主需求来自“佛系青年”向成人世界夺权、自己做出行为选择的愿望；能力需求使他们偏爱与世无争又能挑战自己能力的免费数字劳动；归属需求则源于他们对虚拟组织的依恋心理。尽管免费数字劳动创造了新的不平等，但无论如何，免费数字劳动的核心价值在于珍视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快感，推崇后物质主义时代人类的无私奉献精神。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的“越界”考察

“越界”是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特征，路径有二：其一是“跨文类”，即打通散文与诗歌、小说诸体裁间的壁垒；另一是“次文类”，即将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诸学科间的界限打破，在散文内部形成各种微型文类。论文拟考察新生代“越界”的资源、过程，并辩证其得失。     

中英文中数目词“九”的文化内涵对比及翻译

数字是人类语言文化的一个特殊领域。中英文中的数目词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也导致了数字在中英文翻译中存在很大差异。运用文化对比分析的方法阐释了数目词“九”在东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并探讨了“九”在中英文中的翻译方法。     

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述论

190 7-1 90 9年的“间岛”交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步骤。清政府在两年余的交涉过程中 ,驳斥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 ,论证所谓“间岛”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挫败了日本侵占这一地区的阴谋。日本在交涉过程中调整外交策略 ,以“间岛”为筹码 ,逼迫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作出让步 ,攫取了大量路矿权利。考察“间岛”交涉的得失 ,不能孤立地分析 ,而应该把它与同时期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孤立地看待 ,难免以偏概全     

21世纪全球数字鸿沟审视与中国方案

数字鸿沟主要指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拥有和应用数字化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程度不同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隔离以及贫富差距等两极分化现象。数字鸿沟是数字霸权的必然结果，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中生成，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蔓延。通过多维视域审视，有助于厘清数字鸿沟的分类、生成逻辑与治理困境。“数字丝绸之路”作为解决数字鸿沟的中国方案，旨在逐步缩小数字鸿沟差距，推动数字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表示起点上“に”和“から”的关系及区别

对日语格助词“に”和“から”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它们在表示起点时,在信息来源、租借、授受关系中的得到等场合可以互相替换。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在表示动作移动的起点时不能替换;在表示授受关系中的得到时,“に”和“から”替换后,说话者的心理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全球化困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思潮与民粹主义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断档威胁频现，产业链的相对完整与安全问题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在区域间和国家间的重构趋势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进入越来越复杂状态，中美博弈看似零和博弈。由于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日益呈现“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似乎也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但从全球产业链安全运行和国际货币体系安全运行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实际上又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中美竞争的正和博弈(双赢)空间远远大于零和博弈空间，中美“脱钩”并不容易。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日神精神”的流变和美的生成──关于尼采美学思想的一点思考

尼采早期美学思想中的“酒神”和“日神”来自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的继承，对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发扬。靠着对古希腊宇宙本体论和永恒生成思想的深刻理解，尼采合“酒神”与“日神”而成“强力意志”，“强力意志”使人作为一次“美的事件”在宇宙间生成。     

《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都”及其语法化

《儿女英雄传》是《红楼梦》通向现代北京话的中途站，通过它可以了解汉语在19世纪中期的基本面貌。当时，副词“都”已具备表示范围和表示语气等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中有一类兼表已然义。根据《儿女英雄传》中反映的语言事实和语法化的一般规律，副词“都”的语法化路径应该为“范围副词→语气副词→兼表已然义的语气副词”。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反垄断法保障：功能、限度与路径

数字社会中，技术资本的非均质占有引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受到平台权力不当行使的侵害。鉴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具有内在契合性，故而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以矫治平台权力的失衡、弥补私法保障的不足。同时，需把握反垄断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合理限度，既不能僭越竞争价值的优位性，亦应尊重平台自治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反垄断法理念和制度之调适。通过反思当前的效率至上理念，将彰显主体性价值和包容性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确定为“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层面，则需将权益主体、权益内容、权益救济的三重叙事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文本，并在其实施过程中通过协商治理彰显用户价值，以合规经营指引间接引导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     

台湾当局在两岸"三通"上的主要对策及前景分析

自2000年5月陈水扁正式执掌台湾大权后，其在“三通”问题上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作出积极姿态，表示将大力推动两岸“三通”；另一方面则多方设障，竭力阻挠“三通”的正常发展。本文着重就陈水扁上台三年来在“三通”上的主要做法作一分析，以揭示民进党执政当局在“三通”上的真实嘴脸，让世人了解两岸“三通”迟迟无法实现的真正原因。     

《左传》中“烝”、“报”婚的价值定位

《左传》中的“烝”、“报”婚实质上是一种带有淫乱性质的婚姻,“烝”是下辈男子与长辈女子间的一种不符合伦理的婚姻名称,“报”与“烝”的形式相近,也是与自己不同辈份的女子之间的乱婚。“烝”、“报”婚与群婚中的转房婚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婚制,也不属于任何形式的群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多个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加强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调,使共建国家数字综合实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数字环境持续改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网络安全威胁、数字规则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全面的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多层次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加强话语权建设并构建战略互信,加大金融支持人才培育、鼓励创新力度,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仇富”与“媚富”

日前,读到一篇题为《解析民间“仇富”心理》的文章(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9期,下称《仇》文),觉得论者关于“善待财富、尊重财富和保障财富”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社会上“正弥漫着一种越来越浓烈的‘仇富’情绪”则有失偏颇,未免过于袒护富人了。就笔者之陋闻,民间对于富人的一些非议乃至谴责,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财富,而是针对这些财富的来路不明抑或公然违法。如果富人真的都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凭借自己的智慧、经验、能力,对机遇的审时度势和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发财致富的话,民众是不会无端仇视的,更不会将这“…     

何谓“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墨菲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超越

拉克劳、墨菲既继承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同时又超越了这一理论，正是他们对这一理论的体悟，从而使他们构建了自己的“新领导权”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直接受惠于葛兰西，因而被称为“新葛兰西主义”，“领导权”始终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始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