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参与城市社区分红:新型城镇化应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看待农民工市民化,掩盖了农民工落户城镇面临的参与城市社区分红矛盾,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参与城市社区分红问题的处理,应遵循确定农民工参与社区分红权利、形成具体参与社区分红办法及化解社区分红矛盾的理论路径。在实践中可以采取先来后到原则、积极探索农民工落户时农地换分红政策,并建立农民工落户后城市社区治理中少数人权益保护机制,以实现农民工落户后参与城市社区分红权利。     

农民工文化需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来自江苏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工是推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城市的生产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值得关注。江苏省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农民工文化生活总体上较为贫乏,迫切需要建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从社会行动理论来看,农民工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满足的过程就是社会行动的过程。该行动的前提在于了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与不足,行动的手段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与社区协同、社会组织参与的运作机制,行动的目的是达成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契合。     

积极搭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平台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人口红利。农民工已经出现阶层分化和代际传承,他们有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居民不同的特殊文化需求,这些需求正逐步成为优势需求。流入地政府是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和监管者,加速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农民工,让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的创造,需要城市原住民、农民工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需要优化"草灌乔"共荣的城市文化生态,需要研究选择直接资源整合、间接资源利用和潜在资源开发,以及培育农民工文化和推进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分流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需求的"三加两减"的新路径。     

多元化与非均衡性：“内陆型”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以武汉市农民工为分析个案

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承载能力等客观条件的约束下,加强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和引导,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水平,强化社区融合、城市认同与公共参与,不失为提升"内陆型"农民工获取正式社会支持、改善社会支持结构的一个现实途径。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     

农民工文化需求“五位一体”支持体系建构研究

农民工文化需求支持体系是为实现农民工文化权利提供保障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体系。文化资源、文化机会、文化途径、文化能力是满足农民工文化需求的影响因素,农民工文化需求环境包括政策和制度环境、文化教育环境、舆论和服务环境三个方面。基于农民工文化需求的影响因素现状和文化需求环境,可以构建由政府、社会、社区、企业、农民工组成的全方面、高效率运作的农民工文化需求"五位一体"支持体系,"五位一体"支持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制度支持系统、教育支持系统、舆论支持系统、服务支持系统和自主能动系统五个子系统。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居住空间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 ——基于空间视角的探讨

近年来,空间理论的浮现引发了一股空间研究的热潮。在农民工研究中,社区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空间被用作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和融合的载体。然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单体同质型”社区还是在“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都未实现充分的交往和融合。对此,我们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主张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和市民个人要积极建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社会交往,以破解社区空间的限定性和狭隘性,促进农民工与城市融合。     

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和社区支持研究

融入社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有效方式和最终目标,有利于其在社会生活和心理方面融入城市社会,也有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谐。从与社区关系和代际差别的视角看,农民工融入社区的状况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面临社区融入难的问题。这是由制度、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原因共同造成的,特别需要社区的有效支持。社区支持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包含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建立社区、将其纳入社区管理体制和对农民工进行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参与方面的支持,最终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

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与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环境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在总体上呈现出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的实践轨迹,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管控走向服务与契约。社区治理主要在于社区各主体使用公共资源,采取协商、合作与沟通手段,塑造公共权威。当前,以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变量。一般认为,在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中,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小区(社区)权力的重构与再形塑便更加活跃与突出,当然,这种权力变革既有国家制度安排的设计,又有来自市场的培育诉求,更有公民社会的争取与抗争。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制度变迁与协同

文化权利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文化公平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政府应重新确立公共文化均等化发展的价值目标;深刻考察公共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非均衡态势和低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制度根源;在统筹城乡、地域的基础上,采取多元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财政制度的健全,特别是使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构建共生治理的公共文化发展机制,逐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国家善治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互动机理与路径统合

公共文化治理形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并完善的过程中,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规范上看,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性符合国家善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关注的是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共文化治理全民参与不充分,需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公共文化治理中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手段和治理伦理等方面存在的困境,都必须坚持和贯彻国家善治理念才能得到解决;公共文化治理对文化的公共性重视程度不够,需挖掘文化的公共价值,让文化回归公共领域。因此,为了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应坚持制度约束与德性涵养双重融合、人民至上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政府委托与社会代理双向合作,优化公共文化治理生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     

论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公共产品限域的讨论

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问题不仅是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不是简单的住房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空间资源、财政资源等)、政策建构主体的权威、强势利益主体的态度、政策落实的差异等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抑制了将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将保障房看成是城市准公共产品,借助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分析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体系的制度困境与现实障碍。     

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主体的视角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近年兴起的学术热点。学术界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假定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的必然性，用实证方式谈论农民工在城市社区参与的问题与对策。缺乏从农民工的意愿与条件的政策设计．呈现出一种研究火热、应用冷漠的局面。转换研究角度，从农民工这一政治参与的主体出发，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需要遵循渐进发展的模式，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在当前落实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权利，应该实施农民工可选择的城乡社区参与政策。     

公共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发展研究

个人的心理问题一旦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会扩大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开展了以社区为单位,为辖区居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践探索。逐渐在国内流行和本土化的公共治理理论,为研究和审视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如何更好地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于此,本文从治理主体多元属性出发,提出政府、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居民三者构成完整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圈。三者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实现"共治"的目的,最终推动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良好发展。     

城市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及其权益保护

城市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大社会阶层，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确定了农民工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原因，以及对农民工在城市中所处弱势地位的分析，强调了要加强城市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要求，并针对城市农民工在生存权、劳动权、教育权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从经济、法律、社会、观念等角度提出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