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青铜礼器的发现与研究评述

殷墟青铜礼器的发现和研究由来已久,大批珍贵青铜器不断出土,其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逐步被拓宽,研究方法也渐趋科学化,这一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通过对殷墟青铜礼器的发现与研究历程的条分缕析,提出未来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应注重解决的六组问题。     

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评《殷墟青铜器》

由著名殷商史专家王宇信研究员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继前4种<中国殷墟--去安阳认识商代文明>、<殷墟甲骨学--带你走进甲骨文的世界>、<走近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出版之后,第五种<殷墟青铜器--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双色版)近日出版.     

殷墟考古与商代甲骨文铜器铭文研究——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80年来的殷墟考古，发掘出35000多片刻辞甲骨和有铭青铜器600多件，为商代甲骨和金文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研究者将甲骨文晚商金文的有关资料与殷墟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相结合，研究商代社会（如商代的族氏、人物、官制）取得了重要成果。     

序《中国殷墟骨文化》

殷杰、殷诚凯合著<中国殷墟骨文化>一书,凭着他们对殷墟文化的热爱与追求,经过几年的研究与思考、补充与修改,三易其稿的刻苦努力,终于完成并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从青铜器看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殷商时代文学研究之三

殷商时代青铜器出土的历史,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如罗泌《路史·国名记》,吕大临《考古图》。从1928年10月到1937年夏,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当时出土的青铜礼器就有170多件。建国三十多年来,又在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出土青铜礼器近600件,其中绝大多数是近几年发掘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是研究殷商时代政治、经济、科技和美术的珍贵文物,也提供了研究殷商时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线索。     

试论安阳邵家棚商代遗址的价值与意义

邵家棚遗址位于安阳市殷都区原邵家棚村中和村北，2019～2021年进行了发掘，总计发掘面积约6 500平方米。此次发掘共发现商代大型房基3处(18座)、车马坑4座6车、墓葬20多座及大量的灰坑、窖穴、道路等，出土了一大批商代青铜器、陶器、骨蚌器、车马器等。邵家棚遗址位居殷墟南区的中心位置，遗址分布密集，各类遗迹保存较完整，是近期殷墟南区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殷墟遗址的范围布局、文化内涵、生产业态、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新的丰富资料。     

田野发掘是卜辞断代的基础

七十年前以董作宾、郭宝钩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殷墟首次进行田野发掘。他们为挽救殷墟遗址和殷墟甲骨，采取了这一重大举措，开创了殷墟田野发掘和殷墟卜辞研究的新时代。殷墟卜辞的研究，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了文字考释、内容考证、商史研究、卜辞断代等诸多方面...     

殷墟发掘80年的学术成就——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殷墟发掘已历经80年，殷墟出土的实物史料与甲骨文相印证，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发现，以及三代文化架构体系的确立，也是建立在殷墟发掘成果基础上的。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创造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时期，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搞清了殷墟的范围与布局，对殷墟文化进行了分期断代，对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洹北商城的发现，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重要的收获。我们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应该学习先辈的高尚品格和严谨学风，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殷墟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做好。     

殷墟墓葬中青铜生产工具组合的初步研究

自1928年殷墟开始科学考古以来,殷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种类丰富,数量较多,是当时中国能够制造的最先进的工具。本文重点考察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的种类、数量及组合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揭示殷墟青铜工具组合是以木工工具为主的组合,并着重论述青铜工具在殷墟墓葬器物组合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我簋》铭文新考

关于研究商史的原始资料,非常贫乏,除了《尚书》中的几篇文献之外,要想研究商代历史,直接的史料只有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和青铜器铭文。甲骨刻辞受其体裁的限制,仅记述与占卜有关的问题,不可能全面反映商人的活动,所以,商代青铜器铭文就更值得重视,因为其中反映了许多文献及甲骨刻辞中没有记载的史实,像本文所要论述的《我簋》铭文,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例。     

一部殷墟都城研究的历史学新作──读《殷墟都城探论》

众所周知，殷墟的考古发掘源始于甲骨文的发现与探究。甲骨文的发现与整理，导致了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殷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文化史研究的影响至大。在此之前，由于疑古之风盛行，连商代作为一个历史朝代的可靠性都趋于动摇，很多学者怀疑它的存在。正是由于殷墟甲骨文和殷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才根本扭转了这种局面，不仅使商代历史由此而得到深入、系统地研究，商代以前的夏代历史也由此进入了有益的探索阶段。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概念来说，殷墟的考古发掘至今也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几十年来，殷墟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略述

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安阳市殷墟博物苑具体筹备,河南省安阳市人民政府主持召开的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9月10～14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苑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日本、苏联、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106人。国内新闻、出版、学术刊物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30余人出席了会议。其中     

中国古代铺首衔环浅析

铺首衔环是中国古代一些器物上的附件,主要在青铜器上、陶器上、漆木器上、瓷器上、画像石上、墓门上、墓葬棺椁上以及建筑的门上。它从安阳殷墟第二期晚段出现后就一直使用,而其使用也最终变成主要使用于门上。     

迎难而上,探寻真相——《殷墟花东H3卜辞主人"子"研究》评介

<殷墟花东H3 卜辞主人"子"研究>是韩江苏博士在北师大师从晁福林先生攻读博士期间的学位论文,经作者修改完善后由北京线装书局收入"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丛刊(第二辑)",于2008年7月正式出版.这可说是甲骨学界的一件喜事,更是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     

岁月如歌忆斯苑——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和殷墟博物苑建苑21周年

2008年是殷墟考古发掘80周年和殷墟博物苑建苑21周年。1987年，在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建议下，安阳市政府在上级领导支持下，发扬拼搏精神，仅用75天时间就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上建成了殷墟博物苑。该苑对带动海内外殷商文化研究，展示殷商文化精华，助推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安阳市形象，促进安阳市文化旅游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

殷墟青铜礼器的组合关系 ,不仅有明显的时代标记 ,而且是晚商礼制的重要反映。殷墟盛行聚族而葬 ,族墓地之间礼器组合可能也有差别 ,西区墓地的礼器组合就有东、西之别 ,东部以觚爵为主 ,西部以鼎簋为主。殷墟时期存在着明显的“财富与地位差”现象 ,这种财富与地位的不相承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殷墟晚期虽食器比例有所增加 ,但重酒之风仍没有质的变化。     

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

安阳小屯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这一领域研究的传统途径主要从甲骨、墓葬和城址入手,侧重于同文献学和编年学密切相关的年代学以及史实考证,并根据苏联的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将殷商时期厘定为奴隶社会。新进展则从考古学材料和文字记载中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提炼,内容涉及环境与经济、聚落形态、甲骨学、宗教信仰、手工业专门化、青铜器研究、国家特点、社会性质和理论阐释等方面。就中国上古史重建的现状来说,将考古发现比附文献记载或简单对号入座的做法,已经无法胜任重建上古史的任务,甚至最终会将这项研究引入一条聚讼纷纭、毫无结果的死胡同。在21世纪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需要放眼世界,破除"天下国"的心态,了解和吸收国际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努力重建21世纪水准的中国上古史。     

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

<正> 战国文字研究是建国后开始发展的,现在已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除青铜器铭文外,有货币、玺印、石刻、简帛等多种,而陶器文字占很重要的地位。战国时期各国,如周、韩、赵、魏、燕、秦,都已有陶文发现,但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应推山东境内出土的齐国以及邹、滕等地的陶文。山东地区陶文的发现,是在晚清时期,比殷墟甲骨还要略早;其有专门著录出版,则与甲骨大致同时。很多著名的收藏家,都藏有此种陶文,不乏珍异孤品,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当时历史文化的探索,均殊有价值。可惜解放前几十年间,陶文这一领域很少有人问津,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巡礼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系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作者为孙继民、宋坤、陈瑞青,2012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被评为第七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俄藏黑水城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足以与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等相媲美。但是,由于其文书残缺、书写潦草、不易释读等原因,     

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及其学术意义

年鉴是工具书的重要类型之一。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阮湘等编的《第一回中国年鉴》。这是学界所知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文版《中国年鉴》。1921年英国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和1935年中国人自编和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在中国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20世纪中国年鉴的发展史，我们无法回避它们。本文试图揭开民国时期英文中国年鉴的一角，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以凸现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