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刑法的几个主要特色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这一重大改革，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进一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一、新刑法确立刑事基本原则是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现行刑法制定于1979年，立法当时虽也以一定的立法原则为指导，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末能在刑法中规定刑事的基本原则。新刑法用三个条文专门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这标志着我国在依法治国…     

网络服务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及其刑事责任

网络服务者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涉及的犯罪类型多以法定犯的形式存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对刑事责任认定具有实质影响。但保护义务设置的抽象泛化以及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盘根错节,导致网络服务者刑事责任认定存在刑行衔接不畅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层级化、精细化和合理分配等途径优化网络服务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设置。另一方面,应当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相对统一的实质关系。限缩解释相关罪名中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类型,将行政程序要素作为刑事违法独立性审查的要素,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顺畅衔接和双向联动,有效防止网络服务者刑事责任认定的不当扩大。     

刑法明确性原则的根基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一项实质内容,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对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务求明白清晰、黑白分明,而不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确立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它既是民主主义的基本表征和权力制衡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民众的自由和安全的客观需要和刑罚后果重大性的必然逻辑,当然,明确的刑法规范也符合效益原则和刑法的经济性诉求。而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实现,则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共同任务。     

生态犯罪空白罪状之不法要素的界定与补充

对生态犯罪空白罪状的不法要素界定和补充,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底线的同时,应当将某些不法类型合理地解释进去,以丰富与充实其不法的内涵。在具体的生态犯罪罪名解释时,非刑事法律的规定未必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不法的要素。在罪量要素遴选与确定的过程中,应当删除主观要素和主体性要素等非客观的要素,将其重新回归到责任要素的体系之中,进而保证罪量要素的自洽性。在具体罪量设定中,刑法应当进一步地周延罪量的范围,统一规定关联犯罪的罪量要素,以增强量刑的协调性。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刑法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已为大多数国家宪法或刑法确认并反映到一些国际法文件中，成为现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立法对罪刑法定原则长期付之阙如。新刑法在总结我国刑事立法经验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废除了类推制度，并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科学的明文表述，这对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及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均具重要意义     

我国身份犯立法之检讨

我国刑法在对某些身份犯的犯罪构成以及刑事处罚的规定中,存在诸多问题,使身份犯理论的贯彻在我国刑法中很不彻底,甚至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故而,笔者建议,可以通过立法对某些身份犯罪进行修正与完善,使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和司法更好地结合,同时也使我国的刑事立法更加趋于成熟与理性.     

论加重结果犯

外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加重结果犯的基本犯罪行为是出于故意，而加重结果的产生是出于过失。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包括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加重结果犯是指法律上规定的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实施一个基本的犯罪，发生了主观方面至少具有过失的加重结果，而刑法规定对其加重法定刑的犯罪。无论是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实际情况出发还是从学理上分析，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加重结果犯应属广义的加重结果犯。应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增加有关加重结果犯的规定。     

刑法明确性原则:形成、定位与实现

我国刑法学界论及明确性原则时往往依据其作为罪刑法定独立性原则产生的特性而只注意到其实质的一面却忽视了它最初的形式意义.事实上,早期明确性原则是隶属于成文法主义的形式原则,它从法源限定主义角度出发,重视刑法的适用根据亦即形式上的成文法主义;受美国宪法实体正当程序的影响,明确性原则尔后才渐变为重视价值适正性的法律原则,从而在传统形式意义之外又增加了刑罚法规"只有明确的才是适当的"这一实质含义.为此,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地位当然可以肯定,但同时亦应承认其形式意义.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实现可以借助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途径.     

中德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比较研究

择一罪过立法是中德刑法中共有的立法现象。中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主要分布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中,其中规定的过失犯占所有过失犯的约80%。德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主要分布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和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其中规定的过失犯占所有过失犯的约90%。中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罪过形式,而德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明确规定了罪过形式;中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规定的过失犯与故意犯的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完全相同,而德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规定的过失犯(或轻率犯)与故意犯的处罚范围不尽完全一致,而且对同一犯罪的过失犯(或轻率犯)的处罚均轻于故意犯。这些差异表明,德国刑法在明确性原则和责任主义的贯彻程度上均比中国刑法彻底,值得中国刑法立法借鉴。     

票据犯罪的立法模式

对于票据犯罪的刑事立法,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立法例中存在着不同的立法模式,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种:刑法典规定型、特别刑法规定型、附属刑法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在这四种模式当中,使用最多的是刑法典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结合型。不同的立法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受本国和本地区的立法传统、金融票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以及刑事法律对金融票据市场的规范程度等因素影响。我国1997年刑法对票据犯罪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之前颁布的票据法也就票据犯罪作了具体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应该说现有的这种立法模式适合我国实际情况。但是,修订后的刑法在有关金融票据犯罪的规定内容上并没有完全和票据法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在票据犯罪的法定刑中,无论是自由刑的设置还是罚金刑的设置都有不尽合理之处,有必要加以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贯穿于刑法的始终,是法治在刑事法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都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看刑讯逼供罪的现行规定,发现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两项内容:明确性原则和禁止不均衡的刑罚。笔者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中外水污染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水资源宝贵,水污染犯罪却愈演愈烈。与国外成熟完善的水污染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对水污染犯罪规定比较笼统,不仅罪名不独立,而且不处罚危险犯,具有很多缺陷,不利于有效打击、遏制水污染犯罪。为完善水污染刑事立法,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采取刑法专门规范立法模式,设置独立的水污染犯罪罪名,规定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主观形态,处罚水污染犯罪危险犯,增设资格刑并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     

收容教养对象及法律性质分析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对虽然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但因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严重违法少年,实行收容教养。收容教养这一法律规定是矫治严重违法少年的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从立法角度看,除了刑法中这一原则性规定外,再无与之相配套的系统的司法解释或者规定;从理论研究角度看,我国对这一法律制度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结合收容教养工作实际,从应用法学的角度,就收容教养的对象及法律性质做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一、收容教养的对象…     

身份犯共同犯罪定罪与量刑问题研究

身份犯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论部分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有分别定罪说、统一定罪说和折衷说.这些学说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我国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关系,只是在分则和有关司法解释中就个别身份犯共同犯罪的问题进行了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因此,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在实践中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对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正确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刑事违法性新解读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事违法性有两大误读: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刑事违法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的概念应该是指具有社会危害性、符合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行为.根据该犯罪的定义,我国的犯罪构成新体系三要件应为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与应受惩罚性.     

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制衡——对刑事法律原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法律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有益于“自由、秩序、民主、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生成与实现。立法和司法应当理清刑事法律原则的含义、价值以及诸原则的冲突与制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法律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原则的禁止适用加以保障;罪刑法定是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法定,罪刑相当,则是刑法明文规定之“罪”与“刑”的均衡;刑罚应当以犯罪行为作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并不排斥责任;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并重,两者互为制约、相互保障。     

论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对刑法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刑事法律思想博大精深,论述精辟,其关于刑法立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位犯罪、死刑以及严惩经济犯罪等问题的论述和见解,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创立、完善与刑事司法实践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当防卫法律界定比较研究

正当防卫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各国刑法均对其作了规定.各立法例规定正当防卫时,在立法模式、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无限防卫权、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等问题上,既有共同性的规定,也表现出了一定差异.这些共同性的规定反映了各国立法者对正当防卫的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