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礼乐的伦理精神

原初时期礼乐一体,以敬神娱神的方式,发挥了维持群体秩序、巩固共同体团结的伦理功能。殷周之际将礼乐制度化,其最大变革在于制礼作乐合于德,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作为礼乐的规定性。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作为礼乐的内在依据,并重视乐化育人心的独特价值。其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发扬了礼乐根源于人心的观念。而《乐记》更提出了“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的理念,礼乐以仪节、仪式与乐歌、乐舞形式来追求“序”“和”这样深远的伦理目标,实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可以说,礼乐的伦理精神超越时代而绵延不断,其所追求的化解冲突后的自由（“和”）且秩序井然（“序”）,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李觏礼乐观辨析

李觏“礼乐观”,既承续了孔子的传统,又有大异其趣之见解。其重内外之统一、倡礼乐之实用、顺人情之自然的主张,以及重视通变疏达、人事功利、礼乐教化等思想,都可归之于极具实用精神的“礼统观”。李觏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制度———实用论者,对宋代儒学与明清实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史为一家——先秦史家研究之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史家这一家。史家是一家思想， 而不是一门学问。史家思想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问题上（ 即“戎”） 和文化、礼乐问题上（ 即“祀”） 。礼是史家的思想核心。《春秋》是史家的创始之作， 而《左传》则是史家的成熟之作。     

《明儒学案·师说》“邓先生”考述

《明儒学案·师说》“罗近溪汝芳”章中有“邓先生”语,而无具体名字,有学者将之误作邓定宇.由“罗近溪汝芳”章可知,“邓先生”具有“好古,治经史学”、“学本邹东廓,以戒惧谨独为宗旨”、“早年本修,晚年服膺罗近溪,并作祭罗先生文”三条特征.以此特征考之邓定宇与邓元锡,则“邓先生”实为邓元锡而非邓定宇.黄宗羲裁篇拼凑刘宗周《皇明道统录》而成文气不顺之“师说”,也是引起后人误解的一大原因.     

康熙的选才、用人、察吏

清朝皇帝康熙是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人物。他懂得政无大小,得人为本的道理。登基不久,他就指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清圣祖实录》卷44,页11。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卷数与页码),“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耳”(卷83,页17)。他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对选才、用人、察吏始终殚心竭力、慎密图维,虽谈不上能知奇士,善驭雄才,但却扭转了登基伊始文治不光的局面,一度“廉吏辈出”(《清史稿》卷111《考绩》),成为他在守成之中兼寓创业之勋的一个重要原因。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孙奇逢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简评

孙奇逢是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认识论上他主张“求理于心”(《日谱》卷27),说“欲识本心,须撤私欲”(同上卷33)。这明显是内向识心的直觉认识论。但是,他在展开论述时,却又提倡外索,认识客观世界,提出不少合理命题。 一、“以思为主” 心学大师孙奇逢认为,人有感官接触世界,有心官思索其理。 且就感官的职能而言,孙奇逢说:“从山者所见皆山,从水者所见皆水。”(《夏峰集》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61页)是说,有耳能闻声,有目能见色,有鼻能嗅气,有口能尝味。但是,只靠个人感官,有很大的局限。他说:“欲以一耳一目而搜罗三百年数千里之人物不亦难乎?”(《畿辅人物考》卷8)倘若集众人之耳目,则能闻声广,见色宽。“惟能合天下之耳目,为目而明;合天下之耳,为耳而聪。”(《读易大旨》卷1)视野扩大了,就能更全面地了解世界。     

朱熹、新儒学与东亚现代化模式

一、“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和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世界上的文化分为东西两大类，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基础，而东方文化则主要是根源于儒学①。儒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以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孔子生活于东周中期（春秋末年），他把中国远古时代至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进行总结提高，提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问政》），把中国文化从原始形态上升到成熟形态，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就沿着孔子所开创的仁义文化的方向，“仁以爱人，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孔子对美国文化的启示

读者也许会对本文标题中的两个主题究竟有何联系迷惑不解。让我们看一下孔子是如何说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我认为,孔于尊重“野人”(乡民)对音乐的品味,或者说,孔子喜爱乡村音乐。此外,孔子还用音乐来比喻由于遵循传统的“礼”而致使社会有序:“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熊十力的新易学

熊十力创立了自己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新易学，成为现代新儒学大师。一、“归本《大易》”的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对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大家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归本《大易》”，完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建构。他的哲学本体论建构，学术界一般认为1932年其《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原名《境论》)正式出版就已宣告完成，这是不妥的。他自己在1952年删定的《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的《删定记》中就明确指出：“《新论》文言本，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本，则宗主在《易》。”即使1944年出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其哲学本体论建…     

《春秋繁露》的真伪与体例辨析

<正>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儒学大师,在儒学发展史上,他的理论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著述,除了《汉书》本传所载的“天人三策”外,现在留传的只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和《董胶西集》二卷。他的新儒学思想基本集中在《春秋繁露》一书与“天人三策”中。“天人三策”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历史上曾有一些争论,我认为要论证董仲舒新儒学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些简要的考辨,证明它固真是董氏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讨论其他问题。     

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趋向

皮锡瑞曾极其简扼地把宋以前与宋以后的儒学概括为：“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５页）“多言礼”的，不只是所谓汉儒，而是包括从汉至唐的儒者；其所言宋儒，也不仅指两宋，而应读解为宋学。宋学渊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古”，作为其中坚的古文家大力提倡仁义，关系到宋代性理之说的产生，这些已属常识。但是中唐古文家为何大力提倡仁义，对此似乎没有给予充分的研究。本文试图探索一下从礼乐到仁义的转换及其背景。一、唐代礼学的变化众所周知，六朝人精通礼学，有不少大型著作，如刘宋何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