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孟庄心性修养方法之比较

孟庄心性修养方法是心性论的主体。孟庄心性修养出发点之共性在于三点:一是以直觉求“理”。二是以自然求“德”。三是以主观求“安”。庄子的心性修养方法与超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修养方法存在惊人的相似。而孟子的修养方法则和知情意行的个性心理过程非常吻合。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朱子心性论的成熟理论形态,不仅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关心性论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且对于宋代之后理学心性论及其相关理论更是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对于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研究,事关朱子学乃至整个宋明新儒学的核心义理规模和基础理论命题.乔清举先生在2011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论作,沉潜反复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乔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和商榷.笔者认为乔先生从“本体”和“功用”的视域看“心”与“性”的“统一”和“分离”,不仅误会了朱子“心”与“性”的概念关系,更是忽视了朱子心性论中曾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的维度,从而客观上抹煞了朱子哲学和整个朱子学所素重的现实关怀的面向.     

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朱子艺术哲学中的主体修养论

本文着重从“远游精思”一说,解剖朱子艺术哲学中的主体修养论,以见其艺术哲学理论思维之一斑。 一朱熹的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方法是本末兼该,内外结合,体用一元,知行通贯;本体信仰与具体实践“两在合一”,唯心精神与唯物因素奇妙组合。在本体信仰上,他逻辑推论“理在气先”,理为气之本,未有万物之前必有是理;并且认为理在心,以至“心即理”,因此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论贺麟对朱子太极思想的创造性阐释

贺麟是现代少有的能会通中西哲学精神的思想大家,他于1930年所作《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在中西比较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朱子,太极作为一种理本体,逻辑上先于气,事实上又不离气,理既在心外又在心内,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绝对的唯心一元论。朱子也存在一种作为内心境界、主体性的太极,此心是生物之仁心、有存养的心,此为一种道德的唯心论,也可视为绝对理念的自觉和自我实现。黑格尔的太极是向外征服恶魔的"战士",而朱子的仁心是向内克治情欲的"警察"。黑格尔的精神本体重在表现社会理想,而朱子的太极之心注重的是内心修养。通过与黑格尔思想的比较,特别是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贺麟对朱子理学作了一种创造性阐释,揭示了朱子思想中"理"和"心"积极能动性的一面。贺麟借助西学激活、整合了理学的能动性和鲜活性一面,欲以此唤醒、振奋民族精神,达成其学术救国的理想,这其中也洋溢着一种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     

论老子的养生之道

论述老子的养生之道,就要着重阐述老子的养生目标、养生原则和养生方法。老子把“长生久视”作为自己的养生目标,把“道法自然”和“内外兼修”作为自己的养生原则,通过“慈爱”、“俭啬”、“不争”、“道冲”、“抱一”、“守中”、“致柔”、“清静”、“周行”的养生方法,达到“修道而养寿”的境界。     

儒学演进视野下的宋明理学精义及其影响

囿于一人一家的微观研究有时难窥宋明理学之全豹,若以儒学演进大势的长程眼光,用宏观方法,方可知宋明理学是相互关联、相互解释的诸多概念范畴织成的系统,该系统由天道论(天)与心性论(人)通过知行论(修养功夫)的连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力图通过事功实践,将其在社会人事领域实现出来。宋明理学不是"理本、心本、气本"相互割裂的"三系论",而是以"生生"为本,统合心、理、气"三位一体"的生命哲学;不是天道、心性、事功实践的相互割裂,而是三者的相互统一。不理解这些,就不能把握宋明理学的精义及其哲学史地位。     

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老庄养生观对于道教内丹学的影响

老庄道家的养生观对于后世道教养生学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尤其体现于内丹学。具体而言,老子"归根复命""复归于道"的养生逻辑构成道教内丹学"逆反成仙"理论的原理基础,成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练神返虚"以及"结圣胎"型构的滥觞。而老子"致虚守静"、庄子"心斋""坐忘"等心性修养思想对后世内丹学修炼的方法论以及境界论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朱陆鹅湖之会异同新探

九卦之序是鹅湖之会论辩中常被学人忽视的内容。朱陆对九卦之序的解读基本类同,与两人在宗旨之诗与教人之方上的差异形成一个朱陆异同诠释的理论困境。摆脱此困境的方法是,在朱子主旨思想为理气二分,性为理、心为气的基础上,否定牟宗三所谓朱子性理"只存有不活动"的观点,确立"即存有即活动"的观点。如此,朱陆异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两者同为以主体内在力量为核心的成德之教;朱子在心性二分的格局下显现出道德力量在客观层面落实的特征,在分殊上显示理一的全体大用;而象山在心性一体的格局下仅仅显现主体性的承担,而缺乏客观层面的必要落实。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朱子对儒家忠恕之道的创造性诠释

朱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先秦儒学传承的核心义理,他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忠恕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他从天地的忠恕、圣人的忠恕和学者的忠恕三个层面理解忠恕之道,分别开显了忠恕之道的本体论、境界论和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本于仁德发用的恻隐同情之心是忠恕之道的基础,阐述了忠恕之道的心性论依据;认为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忠恕之道与格物致知是相同的为学工夫,但两者表述思路存在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