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以公益献血的动员研究为例

自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中国公益献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往学界往往将这种进步归因于社会体制、政府管理能力、组织结构或者献血者素质的变化,这些解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献血事业的特色和经验,但其视角却局限于过大、偏和弊。社会动员机制也可以作为公益献血事业进步的一个解释维度。针对献血的社会动员经历了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和主体动员的阶段性过渡和有效衔接;在献血动员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动员意义的建构。公益献血进步的探讨,不仅能反观社会动员的变迁,而且管窥了社会动员变迁背后的社会转型。     

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冗余力量”：公共危机动员中的“短板”

随着目前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越来越需要对公共危机的动员,然而由于政府传统动员机制的惯性、媒体宣传的过度动员和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不足等原因,常常有＂冗余力量＂产生且容易被忽视。这类力量是在公共危机发生后,不依赖于正式动员机制而通过自发行为进入公共危机事件中试图展开救助行为的不合格组织及志愿者。有效处理＂冗余力量＂依赖于政府、媒体、非营利组织和公众等多元力量协同治理。     

危机动员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

危机事件是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政府都不可避免的。由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得资源配置出现了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体共同参与的时代特征。这也使得危机管理动员具有政府主导性、非政府组织主动性、公民参与性等特点。     

从“悲情公益”和“快乐公益”看当代中国公益文化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公益文化可以划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即"悲情公益"和"快乐公益",典型案例分别为"希望工程"和"多背一公斤"。"悲情公益"推崇无私奉献的价值理念,多以利他性动机为主,参与群体以中老年人为主,多采用间接式的参与方式,激励方式主要靠道德勉励,过程互动上表现为权威式互动,参与门槛较高,传播导向上偏重受助者的悲惨境遇,公益参与充满庄重与悲情格调。"快乐公益"奉行以人为本,讲求微行大益,表现出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的复杂动机,参与群体以青年人为主,多采用直接式的参与方式,更侧重个人精神满足,过程互动上表现为参与式,尊重受助者自身利益的表达,参与门槛较低,传播导向偏重施助者身心体验,公益参与轻松快乐。公益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国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在"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建设依附在国家政权体系下,以政府为主体,依靠政治动员的力量,服务于政治目标。国家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与计划体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整个社会结构封闭、凝滞。这种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但其形成的一系列僵化体制对今后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产生了不良影响。     

大庆石油会战中的社会动员

1960年到1963年开展的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得益于社会动员的成功开展，其主要动员内容表现为宣传动员、行动动员和组织动员三个方面。石油会战中的社会动员对我国石油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大会战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产生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大庆精神。     

社会动员的本质探析

现代社会，社会动员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社会动员本质上是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思想发动充分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共同完成社会任务的活动。社会动员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核心是思想动员，重点在于通过组织引导，发动社会主体参与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动员作为思想发动群众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往往具有目的性、参与性、协同性、反复性等特点。     

“微公益”行为、政府引导及其作用机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普及,一种基于网络交互媒体的新的公益模式——"微公益"正快速兴起。"微公益"的出现体现了我国社会对公益的追求及对传统向善文化的传承,但"微公益"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参与其中的个行为主体共同努力以保障其健康成长。政府作为"微公益"行为的特殊参与主体,对"微公益"行为过程的健康成长的科学引导,将有效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添砖加瓦。     

公益组织培育新机制——公益组织孵化器研究

在支持型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益组织孵化器,是一种为中小型初创公益组织提供支持环境的新型社会组织,也是社会组织培育的新机制。通过分析建立和发展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必要性,研究了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内涵、功能,分析了目前我国孵化器发展的主要模式,对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构建完整的公益组织发展生态系统、公益事业产业链、加强公益组织孵化器自身的能力建设和提供稳定有力的政策支持等对策建议。     

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的新范式

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调动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途径.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表明,组织化合作动员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主体,而动员策略可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有效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需要政府部门适当放权,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     

新媒体与基层社会的传播动员机制--“江门反核行动”个案研究

我国进入转型期后,基层社会中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新媒体对社区居民的动员和参与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刺激和联结作用,主要表现为线上的抗争性话语构建和线下的抗争性活动组织。在新媒介环境下,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重构了社区居民的动员机制,重置了社会议程的话语权,公民作为传播主体发挥其传播力量,体现出传播赋权的特征,推进了社区发展与基层民主进程。     

“公益上书”：实践、功能及其改进

“公益上书”是现今我国公益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上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公益上书呈现出类型多样、全民参与的特点，并且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推进制度变革、表达民意、监督公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公益上书活动的进行有其现实困境，需要对相关制度作进一步完善。     

利用公益创投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公益创投是近年来国际流行的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新形式,它将资本市场的创业风投理念引入慈善领域,充分调动企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帮助中小型公益组织提升能力。近年来,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公益创投逐步引入我国,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公益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概括了公益创投的特点,对国内开展公益创投的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就如何推动公益创投在我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操作性的建议。     

试论经济公益诉讼建立的基础

目前,经济程序法的缺位使经济法学的实际应用性大受影响,加快建立、完善经济公益诉讼体制是经济实体法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理论依据也十分充分。加快建立有效的经济公益诉讼体制是实现社会正义、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也有助于推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我国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繁兴,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民治化和法治化。     

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

抗战时期,就军事力量动员的规模和效率来说,广西在全国首屈一指。新桂系当局之所以在军事动员方面较为成功,在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民团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抗战动员的需要。民团体制不仅为正规军队提供了质量兼优的兵员,也在大后方储备了可资利用的准武装力量,同时还保证了战时连续军事动员的顺利进行。广西民团体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值得肯定和重视。     

善行的边界:社会与市场规范冲突中的公益选择——基于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研究

在社会与市场规范冲突的测试情境中,观察公益成本、决策场合在行为规范影响公益意愿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低成本、高社会化场合条件下,公益意愿最高;在低成本、低社会化场合条件下,公益意愿次高;在高成本、社会规范条件下,公益意愿次低;在高成本、市场规范条件下,公益意愿最低。引入场合和成本做调节变量,可显著提高对利他选择的预测力。     

马克思公益思想的现代诠释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面解读马克思的公益思想,马克思肯定劳动人民互济互助的行为,否定资产阶级虚伪的慈善活动,这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公益事业。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性"是公益产生的基本条件;"社会共同体"是公益实现的社会基础;"共同利益理论"是公益实现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公益思想为我国发展公益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是发展公益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利益交互性是发展公益的现实需要,倡导公益思想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路径。     

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

本文从以政府相关表述的回溯着手,考察了"群体性事件"称谓的提出与被公认,并对这一称谓进行概念化界定。认为: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政治表达行动,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在体制外抗争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正式组织化的抗争活动。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尽管其类型多元化,但其基本性质属于传统的地方性抗争;虽有含暴力和低暴力的非法抗争手段,但一般是谋求解决现实社会的抗争行动,属于工具主义的抗争,并未呈现出反政权反体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