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权的思考

当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甚至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时,农民工组织权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国向市场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政府没有有效制衡市场力量甚至与市场力量合作的情况下,"资强劳弱"的格局不可避免,而农民工组织权却是抵御这种力量的重要武器.这种组织权有两条演进路径:一是政府所主导的把农民工纳入工会,二是成立农民工自组织.把农民工纳入工会,存在着政府、工会、单位和农民工四者之间的博弈,既有组织性优势,又存在着制度性弱势.让农民工成立自组织,如何在可控和可为之间做好平衡,体现着政府的治理术.     

俄罗斯社会合作者眼中的工会及其对我国工会的启示

从苏联到俄罗斯,工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同的社会团体对工会及工会领导的形象理解是不一样的,通过对俄罗斯劳动与社会关系学院对与工会关系最亲密的社会合作者对工会的评价展开的社会调查结果分析,转轨后的俄罗斯工会在社会合作者眼中的形象、地位及作用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也为我们国家工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借鉴.     

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关系探析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进一步深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日益发展壮大，工会与企业行政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会与企业行政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平等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企业和职工的矛盾和冲突应当通过协商而非对抗的方式加以解决。     

农民工与工会维权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以农民工的称谓和平均每年1300万人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作用,成为新形势下工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工会介入农民工维权活动的理论基础200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进城就业     

中国地方工会改革与基层工会直选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分化的过程中 ,城市工人和进城劳工阶层逐渐边缘化 ,造成劳资纠纷不断、劳工阶层的合法权益屡受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工会组织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本文认为 ,应该推进地方工会改革 ,健全工会职能 ,实行基层工会领导人的直选制和县以上工会组织的差额选举制 ,允许进城劳工自由组建工会 ,全面提升劳工阶层组织化的程度 ,使劳工阶层能够凭借组织的力量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中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 ,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侵犯劳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同时 ,执政党和政府还应通过立法 ,为劳资双方构筑一个进行平等、公正对话的平台 ,让劳资双方在公平的博弈中达致双赢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社会公正     

劳资冲突与工会转型

伴随着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国工会转型却明显滞后于劳动关系的转变。近年来频发的劳资冲突凸显了工会与基层工人的脱节,反映了工会在国家管理制度中转型滞后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包括工会组织的行政建制悖论、工会职能的多目标冲突、基层工会的"空壳化"、工会工作人员自身素质的制约。面对今天劳工保护的现状,中国工会必须调整传统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积极进行自身转型。     

SA8000标准与中国企业工会的"困境"

"SA8000标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企业社会道德责任标准对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作为一个已经确立了<劳动法>、<工会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该标准所包含的内容本应该是企业工会"维权"的基本内容,然而目前在我国企业中虽然大多数都建有工会,但工会的作用却不明显.本文通过一个案例调研,分析了目前我国工会体制中存在的"企业工会主义"(enterprise unionism)问题及其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背景因素,强调企业工会组织必须跟随市场转型而加快改革步伐.     

北湖农民工工会的生成与发展

在政府主导型的中国,农民工工会作为一种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民间组织何以能生成?生成的组织如何有效的发挥功能?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对北湖农民工工会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描述北湖农民工工会生成与发展的背景与过程,分析了其生成与发展模式的特色及成功经验:政府主导、从农民工中走来、各部门积极配合、没有单位依托、运作的渐进性等;接着指出存在的问题:基层组织薄弱、自治性不足、缺乏必要的激励制度和市场推广意识以及政府行为缺乏制度化的可持续性。最后,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方向。     

制度逻辑视角下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及其形成路径

在多重制度逻辑情境下,企业和工会通过整合双方目标和力量形成了逻辑关联与制衡,使得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呈现"矛盾中的平衡"的特征.基于"分类—注意力"的运行逻辑,企业和工会在企业利益导向、工会地位导向和关系协调导向下进行互动与融合,并建立起优势互补、动态制约的新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合作共赢.企业和工会通过愿景共建、双向沟通进行多重制度逻辑的整合,并通过监督约束、协商谈判机制进行动态适应,进而实现企业—工会伙伴关系的持续价值增益和惯例更新.为构建灵活、动态和高效的企业—工会伙伴关系,政府应引导和塑造企业—工会伙伴关系建设的共同愿景,赋予企业和工会等主体更充分的政策空间和制度弹性;企业主动认同和接纳工会,并为工会参与企业管理提供行动配合和资源支持;工会与企业、员工等不同主体进行互动时应进行整体利益的协调,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完善企业工会职能刍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工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和严峻挑战.因此,必须从加强企业工会的维权职能、促进企业和职工之间的沟通、培养职工"以人为本"的主人翁精神、明确企业工会的自主性与辅助性作用四个方面对企业工会的职能加以完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心理资本与农民工工资收入的相互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来自浙江省微观层面农民工调查的数据,采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本文实证考察了心理资本与农民工工资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心理资本与农民工工资收入之间存在联立性。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水平产生了正向的显著影响,同时相对工资水平也显著影响了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健康状况和教育年限)不仅对农民工的收入获得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可以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对其工资水平产生间接效应。     

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强对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与服务思考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还影响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群体深受影响：就业形势严峻，生存生活状况令人担忧。文章以上海市为例，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强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与保障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温州城市外来务工者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现状调查

本文基于温州城市外来务工者幸福指数现状实地调研,揭示该群体对收入、就业环境等经济因素以及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环境、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满意状况,探讨不同人口特征与"幸福指数"的关联性等问题,并提出若干提升该群体幸福指数的合理策略。     

关系霸权: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兼评两个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的研究

在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中,沈原等学者发现农民工带入劳动过程的先赋关系被纳入权力结构,构造了工作现场中"霸权"的新形态--关系霸权;这一研究受到了蔡禾、潘毅等学者的质疑.本文通过对沈原、蔡禾等人文章的梳理,认为"关系霸权"为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作为工作现场的一种权力形态,"关系霸权"是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博弈机制,它是一面双刃剑,既在劳动现场生产了忠诚、约束了不满,又延缓了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转型进程;既是一种权力的资源,同时又为工人的反抗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选择的作用机理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特殊群体的就业偏好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的作用机理。重点研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演变中的制度影响因素、企业影响因素、个人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宏观制度层面,户籍制度、就业与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教育制度等对于就业的偏好具有负面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企业需求、劳动强度、用工制度、薪酬分配等左右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选择;在个人层面,年龄、外出就业年限、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主导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偏好。应该针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外来务工人员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坚持"与时俱进"发展非公经济

非公经济发展的决策,是我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要成果。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发展非公经济;第二,发展了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肯定非公企业人士的劳动也在创造财富;第三,确立了新的政治评判标准,允许非公企业的先进分子入党;第四,进一步发展非公经济,需要继续坚持“与时俱进”,革除影响发展的规定和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