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矛盾的预警与化解机制探究——以Q市调查为样本

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社会发生动荡的根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因此,及时预警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成为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研Q市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研究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基层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程度,探求建立基层社会矛盾预警分级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提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之策.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性矛盾纠纷及其演化态势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不必然并存,社会转型及改革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对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关系的认识,需要转换新视角.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特征及演化态势,是要加深对社会转型和矛盾纠纷的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大体可分为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各种矛盾纠纷显现出发生率较低及规模有限的态势,表明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出现矛盾凸显的特征.针对当前矛盾纠纷特征及态势,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对生活性矛盾纠纷需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要采用“项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     

法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法制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规则;法制是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民生法治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坚持多元治理,加快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坚持依法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社会纠纷化解:从传统到法治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纠纷多由农村精英依据习惯在村落内部得到处理,但现阶段农村纠纷的场域、主体、类型及矛盾尖锐程度都已发生变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矛盾化解的需要.在整个国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纠纷化解的法治化是这一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法治教育培养村民的法治思维,加强引导促进村民按法治方式办事,利用历史人物崇拜和现实法治资源培育其法治信仰,是农村社会纠纷化解实现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基层调解与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对一起乡村交通事故的法社会学分析

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常被运用，从乡村纠纷解决的个案实践中，可以看到基层调解具有化解纠纷的良好效果。基层调解通过实现情境相对正义、权威与信任以及妥协与共赢调解策略等机理而达到有效化解乡村基层纠纷的功能。从本质上看，基层调解之所以能够取得化解基层纠纷的良好效果，关键在于其具备法礼融合的纠纷化解机制。当前的乡村社会秩序可以说是由法治力量和礼治力量混合、共存的法礼秩序，要更好地化解纠纷实现秩序，就需要将法治与礼治两种力量融合起来，形成合力，将会促进乡村社会的“善治”。     

扎实推进“一村(居)一律师”工作 壮实村(居)法律服务 夯实基层法治根基

为把社会矛盾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推动基层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在依法治市工作上取得新进展,我市于2013年11月创新推动"一村(居)一律师",并于当年年底实现1902个村(居)委会全覆盖,为全市村(居)组织和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     

信息化平台建构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为例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和稳控新机制,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是借助信息化平台的建构对现有人民调解制度的工作机制进行优化和完善的有益实践,其本身就属于社会管理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和衔接联动新机制、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人大代表参与调解的法理论证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问题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谋求社会管理创新,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成为时代最强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中系我国法制史上的优良传统,结合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优势,积极发挥人大代表的主人翁作用,构建人大代表参与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主法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纠纷的解决为中心

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包括公权侵害私权引发的社会矛盾、私权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权保障缺失引发的社会矛盾。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领域,社会重构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并举,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制度性摩擦初现端倪,包容性体制尚未建立,法治中国理念的引领功能被提到突出位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尚未出现理性自觉的选择谱系。在多元社会纠纷的解决方案中,不同制度的效力范围与位阶尚未厘清,制度选择出现了功能错位现象。审判制度的权威被制度化消解、合意制度被泛化使用、信访制度出现自反性困境,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制度选择引发了次生社会矛盾,亟须在法治中国理念引领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社会基层治理的创新策略

包容性发展理念突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以人为本。积极推动包容性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运用SWOT方法全面分析在包容性发展理念下对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提出化解社会基层矛盾、提升社会基层治理的公共服务能力的方法和策略,推动社会基层治理向着"善治"方向发展,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共识的培育、为社会基层治理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提供有力支持。     

“三位一体”调解体系的基本原理

"三位一体"调解体系,是新时期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制度创新,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三位一体"调解体系基本原理进行了解析,试图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共鸣,以期共同推动平安与法治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百年梦想。     

依法治国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构——基于广东省实践经验的分析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生成和国家理性构建相结合的产物,是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制度安排。本研究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探索和试点经验基础,厘清了经过近十年实践探索发展的多元化解纷方式的主体及其特性,总结了广东作为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在多元化解纷机制方面的有益尝试和创新经验,进一步分析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发展完善进程中的困境,探讨了有效实现各种解纷方式衔接互补的未来进路,以祈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完善中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制度改革设计有所裨益。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但已有研究缺乏法哲学上的整体性追问,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无法在最深层的本质上获得某种内在关联,以致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欠缺深刻的"元理解"而碎片化。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根基是重塑的法权理论。法权是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体,社会矛盾化解是一张由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组成的复杂的、多元的力量关系图,法权是社会矛盾治理革命的"元叙事",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化解于法权逻辑的框架中得以清晰地解释、融汇、贯通和发展。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预警路径选择

正郝雅立、温志强撰文认为,枫桥经验是一种由民众创造的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坚持"枫桥经验",走群众路线,通过依靠和组织人民群众,化解消极因素,解决社会矛盾。群众路线突出人本理念,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民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主动参与以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为城镇化冲突化解开辟了一条"群策群力、群防群     

行政谈判化解群体性纠纷的价值及其效力

一个行政法治完善的国家应当制定相关法律实现行政谈判的法治化,推进行政法治文明的进步,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内在机制,也是整个民族进步的标志.行政谈判作为一种化解群体性行政纠纷“管道”,是由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非诉讼多元化解决纠纷理论以及其具有诉讼解决纠纷不可比拟的优点所决定的,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推动行政民主化与柔性化的有效途径.行政谈判与其他行政行为一样,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一旦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必须以实现其程序的正式化为前提.     

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和思路

推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需要,是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资源的需要,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的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治理理念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权力分配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工作作风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评价标准从领导满意向群众满意转变.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和谐劳动关系的法治保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是内涵极其丰富、表征社会全面进步发展的综合目标,和谐劳动关系建构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网络用工兴起的时代,塑造新型劳资伦理关系及其依法治理成为新时代劳动法治的价值目标.以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劳动关系应然伦理需要的法律治理之道,建构起适应网络与智能化时代要求的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机制.同时,应注重劳动关系调整的法治与德治并举,回应新时代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新伦理和核心价值观要求,以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与促进合作共赢为劳动争议解决目标,建构非对抗性为主体的劳动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着力化解劳资矛盾与争议,使劳资双方能够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