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民国时期,国史馆设立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以1917、1927、1937、1946年为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在设馆理念、史馆地位、组织系统、职责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均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其间更交织着中西、新旧史学理念的碰撞和官、私史学的互动。国史馆虽在史料搜集、纂辑等方面做出不小贡献,但整体上成绩不彰,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民国史,充分折射出官方史学的衰颓。这主要是因为,以现代知识生产为依托的史学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使得以大学为中心的私家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官方史学则被迅速边缘化,而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干预以及经费的不足等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史书自注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史书自注是中国古代史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体例,历代许多史学家采用这种体例阐述思想,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注的发达是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总结史书自注这笔丰厚的史学文化遗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发掘其深刻内涵及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刘咸炘《史通》研究探析——以《史通驳议》为中心

刘咸炘所著《史通驳议》,于批驳中寓卓识,通过批判刘知幾的"六家二体"说,阐明了史体嬗变演进轨迹;摆脱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束缚,辨析了纪传体史书中"纪、表、志、传"的不同功用,对"史体论"的探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不惟如此,该书通过阐发与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藉以回应了西方史学的冲击,并批判了"新史学"的偏颇之见,折射出一种民族史学本位意识,是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为开创中华民国史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努力奋斗——首届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宁举行

中华民国史首届学术讨论会于5月5日在南京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隆重开幕,历时六天。10日在中山陵闭幕。举行这次讨论会,是1982年夏天由南京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倡议的,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现代史学会的积极赞同。去年春,上述六单位联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经过民主协商,议定首届中华民国史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研讨1927年至1949年的民国史,并就如何开展民国史的研究,交换意见。     

十六国史官制度述论

十六国时期，由于五胡君主的“正统观”和“汉化”意识，使汉晋以来史官制度得以传承。因各国民族、政治、地域情况不同，史官制度出现异变，形成复汉型、魏晋型、诸侯国型三类。魏晋型居主导地位，其兴替盛衰构成了十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主线。官方史学仍是十六国史学的主流，所撰国书主要是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内容很注意反映本民族的情况，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亦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此是十六国官方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马与清代的史学和考据学

马马肃基于对中国上古史的淹博贯通而提出的以经为史、通经致史的主张，对尔后“六经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凡作用，故而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绎史》一书，不仅对新的综合史体进行了成功探索，而且使取材范围空前扩大，这就初步揭去了经学的神秘面纱，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和考据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代表其治学成就的《绎史》被列为清代三大奇书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李贽的史学思想

李贽的史学思想在明代后期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他继承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治史目的,在史体史例的设置上,密切结合明代历史实际;在“经史一物”思想指导下,力求写史善恶必书,不虚美,不掩恶;论史根据具体情势进行具体分析,不矫情,不空泛.     

"借传以存史"——《中州集》史学价值新论

《中州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已有所论述,认为是“借诗以存史”。但准确地说应该是“借传以存史”。理由有三:其一,《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本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但元氏又有意增加了作家小传,从他的编纂意图、编排体例和编纂结果(也即其中诗歌和小传的篇幅各占比例)来看,都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其二,《中州集》中有许多作家小传被元人修撰《金史》编写人物列传时所参考和引用,但也有更多的作家小传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引用,这就是说明《中州集》作家小传对金代历史人物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记载了有关金代政治、战争、外交、科举、官制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可补《金史》之不足,甚至纠正其中的一些失误,因而对金代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内容选取以及传播媒介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难题。回望百年前的"过渡时代",梁启超通过办报和著述,奋力呐喊"新民",并以"新史"为"新民"最重要、最有力的利器,在当时科举体制的重压下掮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呼吁革新史学理念,矢志新史著述,弘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新民之史",促进了传统"经史教育"向近代历史教育的过渡,并对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朱”与中大史学

"二朱"同时执掌中大文史学研究所和史学系,共同制定史学系课程,协力创办史学专业刊物,以现代史学研究为学术实践,积极倡导文化史研究,以"文化学派"自居,并将人才培养视为纽带,逐步形成了从治学志趣、学术实践和教学方针三位一体的所(系)建设框架,对中大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丰富了民国史坛的内容。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论文史关系与史学文体——《文心雕龙·史传》的文化诠释

魏晋以降文学自觉历史背景中,刘勰以文体论史体,以宗法论史法,建立起一套包括史职、史识、史德、史体、史才、史辞等在内的史学文体理论。同时文史分化背景中,刘勰也是史学自觉的先行者。     

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与卫拉特蒙古史学的发展——几篇土尔扈特汗、诺颜的"世系谱"

1771年,土尔扈特等部从伏尔加河东归故土,给故乡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清朝统治也从此影响着他们的史学传统.通过对几篇18-19世纪"土尔扈特系谱"的研究,可以取得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初步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卫拉特史学从对清朝"输出"历史知识开始向"接受"清朝官方史学知识转变:使用了土尔扈特东归后清朝分封后的冠名;系谱更多表现的是贵族阶层受清朝皇帝册封的历史;编纂体例受到清朝表传体例的影响.这些转变说明,土尔扈特蒙古人被纳入清朝藩部体系后,其史学意识无形中已被打上清朝官方史学的烙印.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汤志钧《民国人物碑传集》在《辛亥人物碑传集》出版不久，也已编校成册，刊行在即了。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品类繁多，从传记而言，“正史”之外，私家撰述又有碑（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