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监护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构想

未成年人监护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监护义务,不仅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会破坏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加强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行为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行为的刑法规制需要从未成年人监护人刑事责任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式和非刑罚方式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等方面进行研究.     

论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制度

我国目前的监护制度存在着监督不力的问题。监护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监护人尤其是法定监护人的自觉，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监督的缺位一方面是立法体例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现代观念上的“监护人的监护行为须受外部机关乃至公权力的干预与监督”的监护意识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有关，另外对亲权制度的误解也有一定的原因。因此，应设立公权监护制度，如设置监护法官、设置监护监督人、在民间逐渐培训基层的青少年保护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以防止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     

论社会管理视域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措施

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易发、多发、高发态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时对其实施救助保护和教育,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与突破口。为此,应积极健全多种形式的救助保护未成年人的维权机制;进一步加强保障工作,成立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扶教育工作组织;坚持用真情、真心救助保护和教育来唤醒“失足未成年人”的良知;推行轻微刑事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为未成年人今后获得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坚持法治宣传教育进辖区、街道社区、乡镇村组和学校;坚持关口前移,积极构建预防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的防控体系。依法推进工读教育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相衔接,为保障学龄阶段未成年人顺利回归学校、家庭和社会铺平道路。进一步健全《刑法》,依法规范和强化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抚养管教行为,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备最基本的法定条件与环境。     

论刑法中监护人的保证人地位

刑法中保证人理论的关键是解决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从保证人地位理论的历史发展入手,论述保证人作为义务的来源,进而得出监护人作为保证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最后,从监护人的不作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监护人的保证人地位的转移和监护人的不作为是否会构成间接正犯或帮助犯三方面对监护人的保证人地位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中美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比较研究——以监护人知情同意为视角

在数字时代,各类APP中的儿童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这加剧了儿童“触网”的低龄化趋势,而儿童本身的同意能力具有局限性,因此,监护人知情同意就成为保护儿童网络隐私的主要进路。世界各国也普遍重视儿童的隐私自决权保护,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儿童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立法的基石,中美两国尤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核心规则。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实践适用中,可细分为儿童身份识别、监护人知情、监护人同意、隐私政策执行这四个实质性环节。通过对中美两国儿童常用APP的考察,审视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实践过程,有助于分析我国的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APP儿童隐私政策中的不足与成因。“识别”环节的失灵、“知情”环节的受阻、“同意”环节的失效和“执行”环节的不透明等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不力的困境。相对而言,美国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在诸多方面可资借鉴。立足于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求,谨慎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妥适调整我国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各环节,可以有效提高该规则在儿童网络隐私保护领域的适用性。因此,拟建议设定“儿童身份识别”的法定义务、细化“显著清...     

完善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当前我国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面临诸多缺失，这关乎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从强化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强化政府职能、加强立法、保护留守未成年人参与权、加强法律知识和安全防范意识教育等方面保护留守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     

在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理论与现实探讨——司法视野下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设置少年法院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衡平法关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的原理和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需要进行特殊保护的理论；从现实层面看，在我国设置少年法院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应尽快设置少年法院，完善少年司法静『度，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     

监护人责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场域区分说”的主张

监护人责任是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性质上宜认定为替代责任，与监护责任存在本质区别。境内外民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对于监护人责任的责任性质、责任基础均存在争议，两者内在的逻辑矛盾也造就了现行规范体系及司法实践的双重标准。传统民法学理论在不区别场域的情况下来探讨监护人责任的整体性，存在解释学上的悖论；但从实证视角加以归纳分析，司法实践无形中对监护人责任的规范体系形成了以“场域区分”为主线的裁判思维，较好地解决了监护责任的多面性问题。此外，被侵权人若是未成年人，被侵权人监护人的过错应认定为侵权行为，而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6条加以过失相抵。     

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法律治理

监护人依法履行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送学义务”，是控辍保学工作得以有效推进的必要条件。由于立法所设定的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法律后果缺乏实际拘束力，执法机关在行政督促复学工作中往往面临实践上的困境。而现实中执法机关针对违法监护人所采取的“行政型”或“司法型”的后续治理方式，均因超越现行法律的期待而潜藏着法治风险。在依法治理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路径选择问题上，既已提出的两种法律治理方案即在实体上增加法律责任规定和程序上设立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均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事实上，在法律框架内开展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治理实践时，需要充分考虑家庭因素，避免公权力过于能动地直接介入家庭，同时应当建立多领域、多部门联防联控的法律治理机制，从而促进“家内治理”与“家外治理”的有效衔接，以此达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治理效果。     

未成年人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冲突及解决

未成年人作为自然人主体,享有隐私权,未成年人的亲权人、监护人、学校及教师等相关权利人,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享有知情权.未成年人的相关权利人知情权的行使必然与未成年人隐私权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需要加强和完善现行相关的隐私权立法,不断丰富协调未成年人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人知情权冲突的基本原则,也需要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革新传统的教育观念和育人模式,提高人们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理念.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